秦始皇爲什麼要“焚詩書、坑儒生”?是很多人要的問題?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答。
“焚書坑儒”作爲秦始皇身上的污點之一，其實可以分爲“焚詩書”、“坑儒生”兩個獨立事件。那麼，秦始皇爲何要“焚書坑儒”呢?其實從根源上講，主要源於秦滅六國之後山東六國與秦國之間的文化衝突，以及六國士子階層對中央集權制的反對，秦始皇在嘗試化解矛盾失敗之後，最終在李斯建議下采取了激烈手段。
“焚書坑儒”的問題根源，天下一統後的劇烈衝突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一改周朝分封制，全面推行中央集權統治，但如此一來卻導致國內衝突加劇，而最終導致“焚書坑儒”事件爆發的，則主要源於以下三點衝突。
1、長期分裂導致的文化衝突。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由於周朝推行分封制的關係，天下各諸侯國曆經數百年的分裂，早已誕生出了不同的文化風俗，如“以法爲教，以吏爲師”的秦國法家文化、以儒家之禮爲核心的齊魯文化、粗獷豪邁的燕趙文化和浪漫奔放的楚文化。文化的長期分裂，使得各國之間文化壁壘極爲堅固，而這種文化差異在秦國的身上體現的又極爲明顯，受法家思想影響的秦國雖然從不缺乏能征善戰的將士，但卻從來沒有產生過有足夠影響力的學者，這使得山東六國始終將秦國視爲虎狼之國。
2、士子對集權統治極爲排斥。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採取了與之前截然不同的統治方式，廢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縣制的秦國，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雖然秦國並不是最早推行郡縣制的國家，但秦國卻是最早將郡縣制和中央集權統治聯繫起來的國家，而其他各國的郡縣制則仍然保留着極爲濃厚的分封制和世卿世祿制色彩。這種統治模式的全面改革，使得山東六國士子階層極爲反感，尤其是一向對周禮推崇備至的儒家學者，以及受儒家思想影響極爲深重的齊地學者，對於秦始皇的這種集權統治極爲排斥。
3、士子對官僚制度的反感。春秋戰國時期，隨着“世卿世祿制”的崩潰，彼時士子入仕主要以“遊說”爲主，即士子階層以自己的知識對各諸侯國君主進行遊說來獲取官職。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爲了配合“中央集權統治”，創立了全新的“三公九卿”制度，中央朝廷和地方官員統一由中央直接任命，而秦國選拔的官員又主要是精通律法者，在沒有相應的官員選拔機制誕生的情況下，這等於斷送了士子們獲取權力的途徑，自然遭到了士子階層的集體反對。
一種新的統治模式的出現，往往需要經歷長期的調整和適應，從後世角度來看，秦始皇的改革具有相當的先進性，但由於改革速度太快，在這種新體系尚不完備的情況下，難免會激發各種各樣的矛盾，這點是根本無法避免的。
秦始皇曾嘗試化解矛盾，但卻均以失敗告終
對於新政推行過程中產生的矛盾，秦始皇並非沒有察覺，他也曾嘗試化解這種矛盾，從而使得這個新生的帝國能夠穩固下來，可惜他的努力最終仍以失敗告終。
1、嘗試融合各國文化。對於各諸侯國劇烈的文化衝突，秦始皇其實也曾嘗試促進文化融合，不僅允許諸子百家和列國士子進入咸陽，而且對於不同的文化基本採取了接納包容的態度，例如如黃老道家、陰陽家經過綜合儒、法、道諸家的學說，提出了所謂的“五德始終說”，便得到了秦始皇的採納;而秦始皇對咸陽的擴建規劃中，也體現出了“法天象地”的道家思想;同時“泰山封禪”則代表了秦始皇對齊魯文化的認可。尤其是作爲秦始皇長子的扶蘇，其明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薰陶。然而，秦始皇對於文化的融合最終以失敗告終，例如秦始皇“泰山封禪”換來的只有山東士子的嘲笑。
2、對六國士子的籠絡。爲了爭取各國士子的理解和支持，秦始皇設立“博士”之位，以六國士子充任，雖然不具有實權，但卻可以參與討論國策，且秦始皇對於這些士子，最初表現出了極大的尊重。秦始皇試圖通過這種方式，換取六國士子對自己新政的理解和支持，進而通過他們影響和引導天下百姓，從而在推動新政落實的同時，降低社會各階層對秦國的排斥。然而，由於“博士”職位只是虛職，這一舉措並未贏得六國士子的支持，他們不僅態度傲慢，且在參議國政時一言不發，卻又在私底下對新政非議不止。
最終的結果證明，秦始皇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而這種失敗其實已經讓秦始皇的忍耐力即將達到極限，而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的那場宴會，則成爲了最終的導火索。
齊人淳于越的言論，最終使得秦始皇採取雷霆手段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始皇帝在咸陽宮擺酒設宴，秦國大臣和山東六國的“博士”七十餘人蔘與了這場宴會。酒宴開始後，僕射周青臣首先上前歌頌了一番秦始皇的豐功偉績，雖然六國“博士”的態度仍然怠慢，但宴會氛圍尚且融洽，直到齊人淳于越站出來。
齊人淳于越上前說道，“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秦始皇本紀》)淳于越的這番言論，無疑是對秦始皇中央集權統治的再度挑釁，並認爲秦始皇應該繼續推行分封制，否則將來天下大亂，秦國在沒有諸侯國救助的情況下，必然會迅速滅亡。
對於這番言論，丞相李斯直接上前予以反駁，並對秦始皇說道，“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秦始皇本紀》)
淳于越對新政的抨擊，無疑觸犯了秦始皇的最後底線，眼看自己的努力最終付之東流，秦始皇對於李斯的“焚書”建議最終予以了採納，於是下令除了博士官收藏的書籍和“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外，將詩、書、諸子百家著作全部焚燬，並將對天下敢於私藏、學習和非議朝政者嚴厲懲處，這便是著名的“焚詩書”事件。
方士逃走再度非議朝政，秦始皇一怒之下“坑儒生”
雖然目前關於“坑儒”事件中的“儒”到底作何解釋，目前仍然有爭議，但從《史記》記載來看，“術士”的可能性極大。“坑儒生”事件發生於“焚詩書”一年後，因可將之視爲“焚詩書”事件的後續，因而通常將兩件事合稱“焚書坑儒”。
秦始皇統治後期，或許是由於身體出現了問題，使其對於長生之術推崇備至，使得很多術士得到重用，其中最爲出名的便是徐福，而引發“坑儒生”事件的，則是同樣深受秦始皇重用的侯生、盧生兩位。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某日，這兩位術士突然逃走了。
或許是爲了給自己的逃走找個“藉口”，兩人逃走時對外宣稱，是因爲秦始皇過於殘暴和貪婪，這纔不願爲其尋找仙藥了(“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秦始皇本紀》)。此外，兩人逃走之餘，還說了一大堆非議朝政的話，秦始皇得知消息後，怒道，“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訞言以亂黔首”。
於是乎，秦始皇一怒之下，“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可見，咸陽的“儒生”被坑殺，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在秦始皇剛剛下令禁止非議朝政一年後，竟然又有人公然跳出來挑釁法令，這才以雷厲手段處置。
如上所述，“焚詩書”和“坑儒生”兩件事的發生，完全是由於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由於文化衝突和士子不滿所引發，是秦始皇在嘗試懷柔手段失敗之後所採取的無奈之舉，雖過於激烈，但卻是爲了保障各種改革順利推行的必要之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