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宣盛世時期，對西南的四川西南部、貴州全境、廣西北部、雲南東部(雲南的西部置乃是歷史上的南詔國)、湖廣西部的土司制度進行了大規模的土流並治、改土歸流改革，拓寬了國土的農耕面積。據《明史》七十七卷載：永樂初，更定屯守之數“臨邊險要處、地僻處、輸糧艱難處、屯百名兵民者，委以百戶;屯兵三百名者，委以千戶;五百名以上者，委以指揮提督之”。“墾荒緊已、永不起科，這是破格地最大優惠地鼓勵在和平環境下，兵無戰事而轉向西南當地屯田墾荒。只要積極主動地參與屯田、墾荒者，在政治上、經濟上均得到特級的照顧和優惠。出現了軍屯于田、民樂於業的欣欣向榮、安居樂業、繁榮昌盛的景象。這個時期，西南的發展(夜郎)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明代永樂、洪熙、宣德三朝，開創了33年的繁盛局面，有“永宣盛世”之稱。永樂皇帝在位期間，鄭和下西洋遠播中華文明，大型叢書《永樂大典》的編纂則空前系統地梳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洪熙、宣德皇帝採取休養生息的治國之策，吏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在這段明王朝的鼎盛時期，強大的國力、繁榮的經濟、復興的文化都透過遺存的文物閃耀出璀璨的光輝。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瓷器、漆器、金屬器等各門類工藝美術創作取得的非凡成就，恰恰印證着明代工商業發展帶來的巨大作用。
封建史家認爲：“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八)。他們盛讚仁、宣時期，“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使天假之年，涵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明史》卷八·仁宗本紀)或“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間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明史》卷九·宣宗本紀)。而永樂時期，明朝的國力最強，“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受朝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幅員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明史》卷七·成祖本紀)。
明初的永宣盛世從總體上來說，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生產發展，國力強盛，堪與前代的文景之治、貞觀開元盛世相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