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學院校長蘇珊·霍克菲爾德說：薩繆爾森“改變了他接觸的一切”。
“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是要死的。”2009年12月13日，保羅.薩繆爾森，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凱恩斯主義者，靜靜的離開了我們。他的思想與行爲與凱恩斯多有交集，且不僅僅體現在國家干預理論方面。當凱恩斯宣稱，“經濟學家和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不管其正確與否，都比通常所認爲的力量更大”的時候，爲了影響年輕人，他則表示：“假如我能夠爲這個國家寫作經濟學教科書的話，我纔不關心是誰起草一個國家的法律。”這成爲了他的一個爲人所熟知的口號，也成爲了他輝煌人生中的一個註腳。“我是一個運動場上的看臺座位，能夠坐到上面去觀察幾乎一個世紀的基礎性經濟學的歷史。”
他自稱研究經濟學，完全是“瞎貓碰上死耗子”的機緣巧合。他認爲自己終其一生都足夠“幸運”——“我總是在恰當的時間出現在恰當的地點。” 而在他六十多歲的時候，他已經意識到：“所有的這些因爲好運氣所導致的事情，都應該放到經濟學歷史中的根本性趨勢這一背景之下去理解。”
按照出生日期記載，他出生於1915年5月15日。但是，他卻總是覺得自己的真正出生日期是1932年1月2日的上午，地點是芝加哥大學。“早晨8 點，當我第一次走進芝加哥大學的講堂的時候，我又‘再生’了一次。那天的講座主題，是馬爾薩斯的理論——直到密集程度超過了每英畝土地所能夠維持的人口生活水平達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都將像兔子一樣的繁殖，之後不斷增長的死亡率則與出生率達到了平衡。它們是如此簡單易懂的一些不同的微分方程，以至於我懷疑自己是不是遺漏了什麼神祕的複雜性。”
當時，這位“因爲離家和學校近”所以來到舊式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學的薩繆爾森，還只有16歲。而在他看來，1932年，是生而爲經濟學家的大好時機。因爲當時政治經濟學的領域裏，正在等待着新方法、新典範、新好手與新問題的光臨。“科學是隻寄生蟲，病人的數目越多，生理學與病理學究越進步，治療方法從病理學中產生。1932年也是大蕭條進入低谷期，一棵新苗正從腐爛的土壤中長出我們今天稱之爲的宏觀經濟學。”
或許，比僅僅是運氣所導致的結果更加重要的，是這樣的一個有益的現實：經濟學正好適合與他。他爲學術研究而生。在當時，這個學科剛好在理論和統計上都進入了一個數學化的階段。作爲一個早熟的年輕人，“我一直熟稔於邏輯操作以及解謎的IQ測試遊戲。因此，假如說經濟學對我是最理想的一個學科的話，也可以說，我也是經濟學最理想的研究者。”因此，他像茨威格一般提醒年輕人，“永遠不要低估，在你的職業生涯早期就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的極端重要性。這能夠讓可能的後進生變成開心的戰士。”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他的確要感謝希特勒。正是因爲後者，使得他在1935到1940年逗留哈佛期間，能夠讓趕得上它的經濟學文藝復興的浪潮，Joseph Schumpeter,Wassily Leontief,Gottfried Haberler，以及“美國凱恩斯” Alvin Hansen這些躲避戰禍的經濟學家推動了這一潮流。同一時期的哈佛研究生們，都具備了在才華上的這種新哈佛能力。Richard Musgrave,Wolfgang Stolper,Abram Bergson,Joe Bain,Lloyd Metzler,Richard Goodwin,
Robert Triffin,James Tobin,Robert Solow,... ——他們全部都是薩繆爾森的同輩們——變成了1950-2000年代世界經濟學前線上耀眼的明星。“的確，哈佛造就了我們。但是，就像我之前已經多次寫到的那樣，我們也造就了哈佛。”
在哈佛，他開始成爲凱恩斯主義者。1936年，自英國內閣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發表了他最有影響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他的理論認爲：現代市場經濟也會出現困局，解開困局，需要的是來自政府支出或者是減稅的強力推進，除此之外，還需要採用寬鬆的貨幣政策來使經濟得到修復。很多經濟學的學生們將永遠都不會對於19世紀的觀點感到有興趣——它認爲，在不需要政府幹涉的前提之下，私有市場可以醫治失業。美國許多經濟學者對凱恩斯的學說大感興趣，而薩繆爾森與自己的老師漢森則更是不斷的宣傳凱恩斯主義，並對它做了進一步的補充。薩繆爾森認爲，凱恩斯主義是從1929年4月的美國華爾街股票暴跌開始到1933年基本停止這一遍及資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凱恩斯的理論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很有價值。因此，他決定從當時社會上亟待解決的難題——投資與就業問題入手，來研究凱恩斯主義。逐漸的，他開始成爲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的主要代表人物。並且終其一生。
1940年10月，他開始來到麻省理工學院(MIT)，這個他度過了所有學術生涯的地方。他很快就開始得到同行們源源不斷的認同。其中有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國家學術院、美國哲學學會、英國學術院等的會員資格。而各種頭銜也紛至沓來。但是，三個孩子的出生卻讓他的經濟條件開始捉襟見肘。於是，他決定寫作一本經濟學教科書。他給自己設定的寫作標準時——這本書不應該只吸引學生，還應該具有成熟和系統性的品質。他還希望能夠通過這本書來集中講述當時依然乏人問津的凱恩斯革命的觀點。他說自己“殫精竭慮”的來寫作這本教材。他僱人來增加圖表、彩色圖示及幽默小段。
很難去低估這本名爲《經濟學》的教材的巨大影響力。《經濟學》讓一代又一代的學生們瞭解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觀念。它以多種語言翻譯出版，它 “在給予這個世界一種一般性的經濟學語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學生們被它的充滿活力的散文式風格及於自己日常生活的相關性所吸引。從此之後，大量的教科書作者開始模仿這種寫作方式。而《經濟學》也使得它的作者跨入了富裕人士的行列。
他的教科書——《經濟學》——教育了學生們如何去思考經濟學。他的經濟研究成果——《經濟分析的基礎》——教會了專業的經濟學家們如何去研究貿易。在兩本書之間，薩繆爾森重新定義了現代經濟學。當經濟學家們“坐下來拿出一張紙開始計算或者分析什麼東西的時候，你不得不說，在給他們提供所使用的工具及觀念方面，沒有人比薩繆爾森更加重要的了。”薩繆爾遜在MIT的同事Robert M. Solow說。 1970年，當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時候，瑞典皇家學院稱讚他“在提升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水平方面，比任何一位當代的經濟學家所做的都要多。”他被稱爲是“最後一個百科全書似的經濟學家”。他幾乎改變了經濟領域所有方面的學術思想，從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到股票價格波動的隨意性。雖然在他之前，數學已經被社會科學家所採用，但是在他的影響之下，數學才稱爲了經濟思維中的如此重要的主流工具。通過他，簡單的數學預測獲得了強大的理論預測能力。而“假如你做一次有關現代經濟學家的成果的研究分析的話，你會發現，有龐大比例的標準的研究方式，都可以追溯到薩繆爾森一生的研究，”Solow說。
除了學生和經濟學家之外，薩繆爾森觀點的受益者，還包括美國的總統、世界性的領袖、國會議員以及美聯儲官員。他曾經擔任過顧問的機構有：美國財政部、預算辦公室、以及總統顧問委員會。他最有影響力的學生名叫約翰.F.肯尼迪。在1960年的選舉之後，他曾經給這個學生單獨上過一堂四十分鐘的課程。在當選之後，雖然他作爲肯尼迪政府經濟顧問委員的主席的第一人選，但他卻拒絕了這一提名。他在原則上就拒絕任何政府官職。他說，自己不希望把自己放到這樣的一個境地上去，“不能說出和寫出自己所相信的東西。”
他曾經講過一個自己與弗裏德曼之間的笑話：“如果魔鬼用一個精彩的理論來交換你的靈魂，這筆交易你做不做?”“我不會做，”弗裏德曼說，“如果換的是不平等理論，我倒可以考慮。”而笑話背後，他與弗裏德曼的經濟學觀點的爭執，已經成爲了美國20世紀經濟史上的一段公案。他承認說，“我們幾乎在任何問題上都彼此不同意，但我們依然還是朋友。”
跟自由派的薩繆爾森不同，除了國防及法律領域之外，保守派的弗裏德曼在絕大多數領域裏都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他認爲把自由權交給個人，私有企業和競爭能夠比政府做得更好。但在2008年，凱恩斯主義，以及它的強大護衛者薩繆爾森，卻正式上演了一出精彩的“王者歸來”。當衰退開始的時候，西方的各國政府們不再袖手旁觀，而是積極參與甚至主導拯救市場的計劃。
他曾經這樣寫道：“不同尋常之處不在於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掌控經濟活動，而在於在多大程度上它不掌控經濟活動。”2008年，在他93歲時所接受的一次訪談中，他宣稱：當下的這次經濟危機，證實了他自己的經濟觀點的正確性——而這也證僞了他長久以來的對手弗裏德曼觀點的謬誤。“今天，我們見識了米爾頓認爲的一個市場能夠調節它自身的觀點到底有多麼的錯誤。”他說。“……現在，每個人都明白了相反的觀點，在沒有政府幹預的情況下得不到解決的觀點纔是正確的。凱恩斯的觀點，財政政策以及赤字性支出，在引導市場經濟時是起到了重要的引導性角色，再一次的得到了認同。我希望弗裏德曼還依然活着，這樣他就能夠見證了他自己觀念中的極端主義是如何導致自身的失敗的。”
但他從不把凱恩斯主義當作是一種宗教。在經歷了20世紀下半場的歷史之後，即便是他也已經表示：“自己相信政府上演奇蹟的能力的樂觀主義，已經消退了”。“假如政府變得太大，太多的國家收入要流經它的手中的話，政府將會喪失效率，而且對於滿足人們的需求變得遲鈍，因此，它將開始威脅到人們的自由。” 他說。但是，他依然堅信，沒有任何一位嚴肅認真的政治或者經濟思想家會拒絕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性觀點——與人爲善的民主政府能夠在避免經濟問題領域裏取得自由市場無法取得的成功。“政府和市場，它們單獨任何一個，在沒有另外一個的幫助之下，都無法服務於公共福利。”他最終承認。而有關其目的，他則在《我的人生哲學：政策信條和工作方式》一文中寫道，“儘管對現實世界的實證分析指引並限制着我作爲一名經濟學家的每一個行動，我從未真正忘記對結果的道德準則的關注。我的準則很簡單，就是支持處於劣勢的人們，且(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憎惡不平等。”
2009年12月13日，這位經濟學泰斗級的人物，在其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家中逝世，享年九十四歲。“一如既往，在做那些能夠給我帶來純粹樂趣的事情的時候，我的所得遠大於付出。”在他六十九歲的時候，他就已經這樣評價自己的一生。
建言中國：薩繆爾森於2008年11月撰文並在他去世後、於2009年1月在《中歐商業評論》發表，該文被一些評論者成爲他的“中國遺囑”。文章稱，到2050年，十幾億中國人將會創造全球最高的年度總計實際國民生產淨值。他建議：中國將來應該以奉行“適度中間路線”的經濟體作爲自己的發展目標。中間路線是將深受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自由論者所鍾愛的不受管制的自由放任體制排除在外的。
他指出，純粹的資本主義不可能實現自我監管。它始終會造成不平等性的加劇和宏觀經濟波動的不穩定性。中間路線要求對市場和企業進行民主監管。雖然理性監管永遠無法做到完美，但它是一個優於其它的目標。
並且，他向美國讀者指出，中國未來的成功可能會受到美國愛國人士的歡迎。經濟絕對不是零和博弈。瑞士財富的增多未必會以美國財富的減少爲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