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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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鑑》卷七
公元前213年，秦朝下令焚燒百家書籍，其中儒家書籍是重點，李斯上書曰：“有敢偶語詩、書棄市。”誰敢談論“詩”和“書”這些儒家典籍的，就要將其暴屍街頭。
這對於儒家的代言人孔氏家族而言，是一大危機。反秦抵抗組織的成員，魏國人陳餘對孔子的後裔孔鮒說：“孔老，秦現在要滅掉先王所有的書籍，而您家的書籍首當其衝，懸啊。”
面對友人的擔憂，孔鮒倒是很淡定，說：“我做的盡是些沒用的學問，瞭解我的是我的朋友。秦朝根本就不是我的朋友，我有什麼危險呢?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把這些文化典籍藏起來，等着對它有需求的人出現，到那個時候，就沒什麼可擔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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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鮒對自己與秦王朝的安全距離有一個清醒的把握，而把握的標準就是“無用”和“非友”。孔鮒把自己的學問打扮成“無用”，秦要用也用不上，秦不用也人畜無害，秦始皇沒心思跟那些“無用”的東西過不去。因此，雖然朝廷在焚燒儒家書籍，但孔鮒卻能將它們藏在家中的夾壁裏，說明秦朝的搜尋不夠嚴密，不夠用心，因爲覺得它“無用”。
而秦朝覺得孔鮒“無用”，也是因爲不瞭解和不理解，即所謂的“非友”。孔鮒也不湊上去被秦朝理解，不是甘心於寂寞，而只想要保全，越被理解可能越危險。其實所謂的“坑儒”，多是盧生、侯生這些喜歡和秦始皇做朋友的術士和方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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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鮒正因爲把握了這兩點，因此能在秦朝歷史文化大變局的時代，悠遊於安全距離之內。然而，孔鮒又非貪生怕死之輩，他一方面命弟子叔孫通積極入世，而自己一旦等到陳勝吳廣出來，也勇敢地投入農民起義的洪流，最後以熱血和生命實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