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劉徹(前156年—前87年3月29日)，西漢第七位皇帝，在位五十四年，功績甚多。他是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戰略家、文學家。漢景帝劉啓的兒子，母爲王皇后。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公元前141年，漢景帝劉啓終於駕崩了，太子劉徹即位，是爲漢武帝。
至此，大漢帝國曆經六十餘年的經濟與軍事積累，也終於邁入了由守轉攻拓土開疆的偉大時代。
誰也不知道，劉徹這個當時年僅十六歲的少年，胸中到底揣有多大的雄圖與壯志。
我們現在知道了，這是一個堪與亞歷山大、拿破崙、希特勒相比肩的冒險者和野心家，他的終極目標，是要讓當時他已知世界的所有蠻夷番邦統統都臣服在他的腳下，匍匐、戰慄、頂禮膜拜。
結果，他基本做到了。漢書記載：“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據統計，漢武帝繼位時漢之版圖只有二百多萬平方公里，比秦帝國還小(347萬平方公里)，但到漢武帝去世時，漢帝國的版圖達到六百多萬平方公里。漢郡則從秦朝的三十六郡增加到漢末的105郡。
我想，如果有足夠多且足夠先進的交通工具，或者說如果東亞版圖不是被茫無人跡的沙漠與冰封萬里的荒原所包圍，這個可怕的野心家，說不定會去征服整個歐亞大陸。
中國歷史再也找不出這樣一個特殊的人物了，同樣野心勃勃的秦始皇，在他面前黯然失色。
且讓我們先回過頭來，看他即位後做的第一件事兒，就是把李廣、程不識這兩位“名將之花”從邊郡召回長安，讓他們各自擔任未央宮與長樂宮的衛尉。兩人從此一齊名列九卿高位，前途一片光明。
李廣和程不識在邊郡駐紮多年，都具有非常豐富的對匈作戰經驗。特別是李廣，他曾歷任隴西、上谷、北地、雁門、代郡、雲中、上郡七個郡的郡守，守邊區域橫跨整個帝國北疆，基本上是哪裏需要到哪裏去，什麼亂七八糟的匈奴人都見過了。劉徹這麼急着把他們倆拉回身邊，同時又派張騫出使聯合大月氏(公元前138年)，其用意已呼之欲出。
劉徹，終於要對匈奴動手了!
所以，李廣與程不識名爲衛尉，實則武帝的近身軍事參謀，因爲這個世界沒有人比他們更瞭解匈奴。
漢武帝的如此態度，對李廣意味着一種信任，也意味着即將到來的重用，可嘆李廣從軍二十餘載，現在終於要熬出頭了。
現在只要等一個機會，武帝就會對匈奴宣戰，這是遲早的，李廣只得靜觀其變，並以自己豐富的對匈經驗與天才的騎射之術教以武帝及宮廷禁軍(注1)，以待來日大戰。
可沒想到李廣這一等，就等了足足六年。在這六年期間，信奉黃老之術無爲而治的太皇太后竇氏，以及朝中一大幫保守派老臣，都不願與匈奴輕開戰端，他們打壓儒家，反對新政，所以武帝也只得壓下體內洶涌的洪荒之力，暫且忍耐。直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竇太后去世，她所鎮抑的幾支歷史暗流，便一齊迸涌，構成卷括時代的新潮，劉徹也被鬆開了緊箍咒，棄黃老與無爲，尊儒術而發奮興作，想要幹一番大事業。
當然，漢武帝尊儒，只是一種統治手段，目的還是利用董仲舒“天人合一”、“春秋大一統”、“三綱五常”等新儒教思想體系，以改制論代替革命論(注3)，爲自己大興功業做理論支撐。他將學術政治化，政治神學化，以加強專制集權，加強思想教化(或者說宗教洗腦)，塑造全體民衆對統一國家的認同，並提高臣僚百姓對皇權的忠誠度(注4)。
由此可見，此等儒家體系，已經與孔孟所追求的克己復禮不一樣了。事實上，以董仲舒、劉向爲代表的漢儒經學，乃是以儒術雜糅法家、道家以及陰陽、五行、圖讖之後的一個包羅萬象而又帶點神祕氣息的哲學體系。在董仲舒的經典著作《春秋繁露》中竟然還載有登壇祈禱，求雨止雨的方法——具體就是要燒化公豬、公雞，並禁止男人外出，說這是爲了“閉陽”;接着還要挖開水溝，掘開山泉，並讓女人出門到處跑，歡歡鬧鬧，說這樣就可以“縱陰”;最後還要讓吏民夫婦“偶處”(即行房)，這樣陰陽交合，天就會下雨了——這跟神巫又有什麼區別!
也就是說，漢儒已經改變了“夫子之道”的主要成分，而以通天地人爲標準，楊雄《法言》曰：“通天地人爲儒。”這不僅是一門探討宇宙與道德的哲學，也是一種融合天人關係的宗教，故在學術上也可稱爲“儒教”。無獨有偶，羅馬教廷的思想基礎也不單是耶穌的教義，而是融合了衆多源於其他宗教和社會的思想。
總之，漢武帝並非一尊崇學術之人，他選用儒術也不過是選了一個漂亮的幌子，給自己的專制行爲蒙上一層道德而神祕的面紗。畢竟，法家之術欠缺超越性的關懷，難以作爲凝聚人心的基礎，更無法建立起一個能讓老百姓接受的信仰與價值系統;而黃老之術又講究剋制帝王的慾望(《老子》曰：“聖人慾不欲，不貴難得之貨”)，且無外化爲制度的方案。所以，漢武帝最終選用了兼通儒法的公孫弘擔任丞相(注5)，讓他運用儒家經典，對法家統治術在意識形態上進行一番僞裝，併爲冷冰冰的漢律，注入偉光正的儒家解釋，從而成功地將儒術注入秦制帝國之中。從這個方面來說，公孫弘對儒家的發展其實比董仲舒更加重要(注6)。
另外，漢武帝還命令董仲舒作《春秋決事比》，寫下232個案例，詳細解釋如何用《春秋公羊傳》來平決案件，然後派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學習請教。董仲舒這本書早已失傳，但根據程樹德《九朝律考》所輯存之六條可見，以“儒術”決獄的關鍵，就是要法官不僅依照法令的行爲導向，更要對犯罪動機與儒家倫理進行考量(注7)，這種帶有很大主觀隨意性的決案方法，漢儒稱之爲“原心定罪”，其實就是誅心。而張湯這位“好學生”不僅學的紮實，後來還發揚光大，發明了“腹誹之法”這種天才律條，實在令人歎爲觀止。
張湯確實是位“妙人”，他本是一位文法吏家庭出身的頂級酷吏，可一見儒術當道，他就立刻緊跟潮流，拜師儒宗，還特別找了一羣精通《春秋》《尚書》的博士弟子做自己的法律顧問，並任命爲廷尉史，爲自己審理要案提供更多的儒家理論依據。公孫弘與張湯，儒法聯手，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殺人誅心，好戲連臺，所以升官如火箭，而這兩位武帝朝新官僚體系中的領軍人物，竟成爲司馬遷《史記》中《儒林列傳》與《酷吏列傳》的貫穿主線。這就是司馬遷的史家筆法，看似無意的安排之中，竟巧妙揭示了漢帝國“以法立國，以儒文明，秦制周政，以刑輔德，王道霸道，交錯爲用”施政綱領之形成。
所以事實上，漢武帝從未大力實施過所謂“獨尊儒術”，他所建的太學中，博士弟子不過五十人，而博士更少只有幾位(連戰國時的齊與法家的秦都有七十多位博士)，而且只有畢業後“能通一藝以上”的博士弟子纔可以補“文學掌故”這種百石小吏的缺，無論辦學規模還是就業出路都很一般。那滿朝儒臣的局面要到西漢晚期的漢元帝以後纔出現，哪怕在漢武帝曾孫漢宣帝時期，漢朝朝堂還仍是“聖道浸廢，儒術不行”，而“霸王道雜之”(見《漢書 蓋寬饒傳》與《漢書 元帝紀》)。
就在漢武帝爲其大興功業而作意識形態之理論研究的同時，匈奴軍臣單于又遣使前來求取和親了，武帝乃藉機立刻召集羣臣，展開了一場關於匈奴和戰的大討論。
注1：據《漢書 東方朔傳》：“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漢武帝以射獵訓練騎兵，不止爲遊樂，也是爲了來日的對匈大戰。
注3：董仲舒認爲，王者必改制。帝王只要更改前朝禮制，便能受命於天，避免重蹈夏商革命與商周革命的覆轍。可後來，王莽竟藉助此“改制”理論，成功篡漢，這是漢武帝始料未及的。
注4：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感應”學說固然重築了漢帝國“奉天承運”的合法性，與羅馬基督教的“君權神授”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其中的災異之說，也爲王莽篡漢之“天命轉移”理論開了一個後門。
注5：公孫弘雖一生推崇儒術，但其實本是獄吏出身，到四十歲纔開始精研《公羊春秋》。另據《漢書 藝文志》，公孫弘有“儒家者流”之著作《公孫弘》十篇，而《西京雜記》卷三又云：“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儒家著作卻“言刑名事”，足見公孫弘並非純儒。
注6：事實上，《史記》中的董仲舒只是一位普通的《春秋公羊傳》學者，在漢武一朝屬於政治邊緣人物;其一生所做的政治實務，只是爲帝國的法律事務做做顧問。但到了《漢書》中，董仲舒卻成爲確立儒學獨尊地位的元勳，這應是西漢末年儒學逐步發展之後儒生對前事的追溯與想象(這其中劉向貢獻巨大)，而非歷史真實。另外，漢武帝其實也並不喜歡董仲舒“天人感應”理論中的災異之說(有給皇權套上枷鎖之意)，還差點因此而將董仲舒斬首。
注7：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言：“儒家的法律使法律不離家族的觀念，將法律與情感及紀律混淆。”當中國進入東漢的豪族社會以後，這種趨勢更加明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