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於公元前134年提出，在漢武帝時開始推行。該思想已非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摻雜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體現了儒家思想的“兼容”與“發展”特性，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新思想。漢武帝爲何要獨尊儒術?漢武帝如何一步步將儒家推到至尊地位的?
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廣泛徵求意見，讓天下人建言獻策，其中一個叫董仲舒的儒生所獻的對策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視，之後漢武帝連續三次聽取董仲舒的對策，董仲舒則系統地闡述了國家治理思想，稱爲“天人三策”。最核心的內容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深知，秦始皇推行“焚書坑儒”，“以吏爲師”，強制性地推崇法家思想，帶來的危害極大，法家思想不能深入人心，並沒有起到穩定社會的作用。他吸取秦代教訓，決定大力推崇儒家思想。
但是，他並沒有完全按董仲舒的想法，把其它各家思想棄之不用，嚴厲打擊，而是採用更爲巧妙的方式，啓發、引導，一步步將儒家思想推上了至尊地位。漢武帝他爲何要偏偏要選擇獨尊儒術呢?
孔子和董仲舒，不同的儒家思想
東周時期，周天子對諸侯的約束力逐漸下降，周朝既定的等級制度和《周禮》都遭到了破壞，諸侯國之間相互攻伐，引起了很多哲人的思考。於是，對於未來世界的思想體系，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這就形成了“百家爭鳴”，其中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家思想，影響極大。
孔子在《論語》說：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創造了一個偉大的思想體系，儒家思想講究“仁”和“禮”，君臣父子的上下級關係必須絕對服從。在孔子之後，相繼出現了孟子、荀子等傑出的儒學代表，儒家思想得到了昇華。
但因爲最終統一七國的秦國主導“法家”思想，所以儒家思想在秦朝時期並未受到朝廷重用。直到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了“春秋大一統”的思想，和漢武帝的雄才大略相匹配，於是，漢武帝開始執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策略，把儒學定爲正統思想。
其中，《漢書·董仲舒傳》記載，董仲舒在寫給漢武帝的策書中說：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可見，董仲舒的部分說法，孔子並沒有提到，也就是說，董仲舒口中的“儒”和孔子時期的“儒”，已經不是一個概念。
董仲舒將道家、法家、墨家中有利於封建統治的思想，也一併加入儒家思想中，形成了“新儒家思想”。包括他提出“天人感應”、“君權神授”這種新說法，讓統治者較爲認可。董仲舒的儒學，和孔子的儒學，雖然有很大不同，但不可否認，在絕大部分的主體思想中，二者仍有一脈相承的關係。
在獨尊儒術之前，漢朝一直用“黃老之術”來維護封建統治，在選擇儒術之前的社會背景是怎樣的呢?
黃老之術已無法適應新的時代背景
劉邦建立漢朝時，並不喜歡儒學。西漢剛剛建立時，中原大地經過多年的戰亂，社會生產遭到了破壞。漢朝初年，爲了穩定社會，恢復生產，選擇了“黃老思想”來治理國家。黃老思想，又稱黃老之術，其創始人據說是黃帝和老子，因此得名，他們結合了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的諸多觀點，在《經法》中，黃老思想可以總結爲：是非有分，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爲符。
即，黃老思想倡導統治者“無爲而治”，讓百姓自我發展，出現問題時再用法律和是非來取處理。在漢高祖、漢文帝、漢景帝時期，都以黃老之術來作爲統治思想。這期間，漢朝休養生息，人口得到迅速增長，耕地面積也有明顯增加。出現了“文景之治”的大治局面。
但在歷經三代人之後，漢朝的社會矛盾凸顯，黃老之術已經無法適應新的社會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四是個方面：
第一，漢朝沿襲了秦朝的丞相制度，丞相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且還可以持劍入朝，權力極大。在漢文帝、漢景帝時期，丞相見了皇帝，可以不下跪。最最重要的是，丞相舉薦官員、誅殺罪臣，可以不請示皇帝。丞相權力太大，對皇權形成了威脅。如果此時皇帝還不作爲的話，恐怕會釀成政治危機。
第二，劉邦建立漢朝時，將異姓諸侯全部剷除，把劉姓的子侄們分封到各地，這些藩王們可以擁有獨立的軍事力量和稅收、財政大權。但在黃老之術的統治下，諸侯的野心越來越大，漢景帝時期，形成了“七國之亂”，對漢朝皇權形成了極大的衝擊。
第三，幫助劉邦打天下的功臣大多被封有爵位，而且可以世襲，劉邦封了137個侯爵。這些擁有爵位的功臣後裔，少則三千戶，多則三萬戶，在自己的地盤上，他們知法犯法，欺凌百姓，激化了社會矛盾。
第四，從劉邦到劉徹，漢朝經過了60餘年的休養生息，不僅生產力得到了提升，文化氛圍也得到了改善，百家學說再次興起。其他學派的發展，對黃老之術形成了衝擊。而黃老之術固有的“包容性”，又促使了其他學說的蔓延。
通過以上四點來看，漢朝初年的黃老之術，在加強君主專制、維護國家統一、穩定社會治安等方面，已經無法適應新的社會環境。漢武帝劉徹試圖改變這一局面，就需要一種新的治國理念。
漢武帝爲何偏偏選擇儒家?
當一種舊的思想無法適應新環境時，就需要一個新的思想來代替他，但在文景之治後期，百家思想再次興起，是什麼原因讓漢武帝選擇了儒家呢?這要從三個方面進行分析，這三個方面有先後的遞進關係。
1.先入爲主——劉徹從小接受儒學教育。
漢朝有一位儒生，名叫衛綰，此人做事認真，得到了漢文帝的重視。《史記·萬石張叔列傳》記載：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噍呵綰，綰日以謹力。
漢文帝駕崩前，囑託太子劉啓，要善待衛綰。到了漢景帝當了皇帝，讓衛綰做太子劉榮的老師，後來劉榮被廢，衛綰又做劉徹的老師。需要說明的是，漢景讓衛綰做太子之師，並不是因爲漢景帝喜歡儒學，而是因爲衛綰爲人謹慎，做事認真，是個值得託付之人。但衛綰對少年的劉徹影響極大，他把儒學思想的種子種在了劉徹的心中。
漢景帝極其重視劉徹的教育，他認爲衛綰一人不夠，還請來了一位叫王臧的老師，教劉徹《詩經》，王臧是何許人也?他是漢朝著名儒學家申培的徒弟。《史記·儒林列傳》雲：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這裏的“蘭陵”指的是地名。也就是說，漢初政壇雖然主導黃老之術，但實際上漢武帝少年時接觸最多的還是儒家思想，這對漢武帝獨尊儒術奠定了基礎。
2.董仲舒創建“新儒學”——符合統治者的利益
漢武帝從小接受儒學薰陶，他登基之初，讓人舉薦賢良，前後見了數百人，唯獨認爲董仲舒的對策較爲高明。《漢書·董仲舒傳》曰：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董仲舒是誰?他出生於公元前179年，比漢武帝年長23歲，先後輔佐過漢武帝的兩位藩王哥哥，後來辭官回家，研究儒學，他以《公羊春秋》爲依據，以儒學爲主，同時吸納百家思想，創建了新儒學思想。
漢武帝在向他徵求治國之策時，董仲舒向漢武帝詳細闡明瞭自己的思想：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董仲舒向漢武帝論述了王道的開端，並且認爲，君王是奉了上天的旨意，纔來天下爲“王”的，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以君臣、父子爲絕對服從關係的理念，應該被貫徹到治國思想之中。董仲舒認爲，作爲皇帝，就要施行“仁德”，作爲大臣，就要講究忠君愛國。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應該被天下人遵從，這樣的社會秩序，才能延續萬年。
可以說，董仲舒的思路，和漢武帝心中所想，一拍即合。只是漢武帝沒有將這種想法形成理論，而董仲舒做到了。從此，漢武帝決定，要向天下人推崇儒術。
3.竇太后去世——反對者日薄西山
漢武帝想推行儒術，有一道坎一定要邁過去，那就是竇太后。西漢的竇漪房，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皇太后，她是漢景帝的母親，漢武帝的祖母，在朝堂上舉足輕重。作爲漢文帝的妻子，竇太后是極力維護黃老之術的“頑固派”，《史記·孝武本紀》雲：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者皆廢。
也就是說，漢武帝登基後，在老師衛綰、王臧的支持下，打算興儒術，遭到了竇太后的堅決反對。最後在竇太后的逼迫下，衛綰、王臧等人被問罪自殺。竇太后所處的時代，和劉徹大不相同，竇太后時期的名臣，如曹參、陳平、汲黯等人，都信封黃老之術。劉徹年輕即位，打算尊儒術，在竇太后眼中，這不是“創新”，而是“胡鬧”，因此只要竇太后在，漢武帝就難以改變黃老之術的治國思想。
《漢書》雲：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也就是說，只要竇太后在世，儒生就沒有再被重用。可見，竇太后對儒生們是嚴防死守。公元前135年，竇太后去世，這位漢朝位高權重的老太太去世，讓漢武帝又悲又喜，悲的是太皇太后去世，今後無人護佑，喜的是無人能夠掣肘自己施展雄才，至此，獨尊儒術有了推行的政治環境。
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論述，可以得知，漢武帝從小接收儒學教育，讓他對儒學十分熟悉。而董仲舒的“新儒學”思想，和漢武帝一拍即合。最後，在竇太后去世之後，漢武帝終於開始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國策。從此之後，儒學成了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影響深遠。
漢武帝是如何一步步將儒家推到至尊地位的?
首先，從教育入手，加強宣傳引導，吸引人們的視線聚焦儒學。他“立太學，置明師”。設立太學，只傳授儒家思想。召集全國名儒入太學做老師，爲他們設置“博士”官職，博士官的學生則稱爲“博士弟子"。
這樣就意味着：入太學，學儒家的人受到國家的認可，引導社會各界承認儒學的主流地位。其它各派學問做得再好，得不到國家的承認，得不到社會的認可，終究沒有大的發展，於是社會目光都聚焦在儒學上。
其次，將儒學教育和進入官僚體系掛鉤，學儒學的人，將來能夠做官。太學畢業的儒生，經過考試，就可以邁入官場大門，取得了仕途通行證。儒家思想一家子就火了!畢竟人們想要有作爲，有地位，做官是當時唯一的途徑。
當時有個著名的學問家叫公孫弘，本來是學“雜學”的，到了四十多歲，忽然看到儒家火了，就改學儒學，結果後來做上了宰相。把學問和做官聯繫在一起，效果太明顯了。班固總結儒學興盛的原因，說了一句著名的話：“改利祿之論，然也”。儒學興盛的關鍵，在於與功名利祿掛鉤。
第三，將儒學應用於日常政務活動中。漢武帝爲了將儒家思想真正引起官員們重視，下足了功夫。不但與官員考覈掛鉤，還要求官員們平時討論問題，要用一兩句儒家思想話語，不會講儒家話語，就不是一個合格的官員。“勿以抒情，要以儒學經典作爲一種學問”，討論問題不要像以前那樣，興致所至，想到哪兒就說到哪兒，要引用一兩句儒學經典，纔算有學問。
最厲害的一招，是將儒學經典用到法律上。光在社會上層的官員們那裏推行儒學不行，要讓儒學得到全社會的認可。漢武帝想到了法律，他倡導“秦秋決獄，儒家定位”。意思如果法律和儒家思想發生衝突，法官斷案要以儒家經典爲準。
比如“子不復仇，非子也”，父親被人殺了，兒子爲父報仇，將殺父仇人殺了，是正當的，無罪。現代人感覺這樣很荒唐，其實，法律的最初的源頭，還真的跟復仇有關，法律是最初爲了解決復仇問題逐步演化出來的。
在那個時代，儒家倫理起到規範社會秩序的作用，法律也是如此，在這一點上，有相通之處。還有，儒家提倡“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至親的人如果犯罪，不必舉報。這一條原則直到現在仍然適用。這樣一來，普通老百姓日常行爲處事，都慢慢地以儒家思想爲準繩，儒家很快就深入社會了。
獨尊儒術對後世積極意義和侷限性
漢武帝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中國歷史上一項重大的歷史事件，這項制度被後世歷朝歷代所遵從，長達2000年之久，對我國的政治、文化、民族教育等領域殘生了重大影響，具體表現可總結爲三點：
其一，在政治方面，獨尊儒術確定了封建社會的君臣關係和治民方略，儒家思想提倡的“三綱五常”和“仁義禮智信”，這些主張成了士大夫們一生奉行的準則。帝王們也意識到了“仁政”和“民貴君輕”的重要性，社會各層級臣民都找到了自身的價值觀，有利於社會的平衡。所以說，獨尊儒術對中國古代封建統治，有着十分積極的意義。
其二，在文化方面，漢武帝把儒學作爲封建社會的統治工具，提升了儒學的地位。從此之後，儒學不僅僅是一門學術思想，更是一種正統思想，甚至被後人“神化”，成爲一種信仰。甚至產生了“儒教”，和道家、佛教併成爲中國的三大宗教。所以說，獨尊儒術，對儒學的發展，有較大的推動作用。
其三，儒學在漢武帝時期的蓬勃發展，對讀書人、官員以及老百姓的日常教育和行爲準則，有了較爲明顯的約束，對促進社會和諧、民族精神等方面，有積極意義。
但是，獨尊儒術也有其歷史侷限性。例如，它抑制了其他學派的發展，讓古代的百家之說成爲一家之言，對中國歷史文化、教育、藝術的發展都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同時，儒學所倡導的封建思想，也有迂腐的一部分，這一點我們必須承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