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又和大家見面了，今天小編帶來了一篇關於漢武帝的文章，希望你們喜歡。
或許大多數人自從上小學起，就從歷史教材、通俗讀物，甚至是學術論著中得知：漢武帝時，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實現了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統”。
儘管現在學術界在“獨尊儒術”究竟是公孫弘，還是董仲舒首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究竟是田蚡，還是漢武帝?西漢歷史上，究竟有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實行等問題上，還存在分歧和爭辯。但從總體上來看，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應是史實。問題關鍵在於：漢武帝是否因真心信仰儒家學說，而使之“獨尊”?漢武帝“獨尊儒術”的真相是什麼?如果不是漢武帝，是誰真正實現了“獨尊儒術”?
一、漢武帝爲政之實質——“以霸王道雜之”
在漢朝前期“黃老學說”盛行的時代，漢武帝自小接受的卻是儒家思想的教育。漢景帝立劉徹爲太子，任命傾向於儒學的衛綰爲太傅，復拜大儒申公的弟子王臧爲太子少傅。
建元元年(前140年)，漢武帝詔令舉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時任丞相衛綰上奏曰：“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其奏議被漢武帝採納。
在尊崇儒學的竇嬰、田蚡支持下，儒家學說一度盛行：“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
此次儒學復興，因“趙綰請毋奏事東宮”，同時侵害了諸宗室貴族的既得利益，遭到竇太后爲首的守舊派的抵制和反擊，“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
竇太后去世後，“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漢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
漢武帝尊崇《春秋公羊》學，又曾習《尚書》，晚年又習《詩》。立太子後，詔衛太子受《公羊春秋》。衛太子死後，武帝立幼子劉弗陵爲太子，命蔡義、韋賢以《詩》進授昭帝。
武帝時，詔書頻頻徵引儒家有關經典文句，以加強皇帝詔令的權威性，蔚成風尚。儒學對西漢一代政治、經濟、法律、禮儀制度、民族關係、教育、文化、社會生活等領域，施加強有力的影響。
需要注意的是，漢武帝雖尊儒，但他並不欣賞那些拘守儒家學說，不知時宜變通的“腐儒”，他更欣賞能將儒家學說與治世妥善結合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
據對漢武帝一朝官僚出身階層的統計，也可看出，在三公九卿、王國相、郡太守帝國中、高級官僚隊伍中，與其他階層相比，儒吏甚至不佔任何優勢。
這也充分說明，漢武帝儘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其爲政實質，依然如其曾孫，即漢宣帝所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中的“霸王道”，後世一般將其解釋爲“霸道(法家)”+“王道”(儒家)混用，另一常見的術語，則是“儒表法裏”。
二、漢元帝時皇家宗廟制度儒家化改制
漢元帝劉奭(生卒年：前74年—前33年。在位年：前49年—前33年)，漢宣帝劉詢與嫡妻許平君所生子。少時即好儒，曾因此差點被廢：“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背。”
劉奭即位後，在儒者出身的丞相韋玄成等人支持、推動下，對西漢初確立的與儒家經典不合的皇家宗廟制度，進行了改革。這次改革，是分兩步完成的：
第一步是將自漢惠帝至漢宣帝時期，在郡、王國爲高帝劉邦、文帝劉恆、武帝劉徹修建的167所宗廟，一概拆毀。這次改革，很順利的推行完成。
第二步是仿效儒家經典記載的“七廟”禮制，實行漢朝皇家宗廟“毀廟”禮制。這次改革，因牽涉到對漢文帝、漢武帝歷史地位的評價，及漢武帝晚年爆發的“巫蠱之變”這一敏感時政，在統治階層內部引發了劇烈的爭辯。漢元帝、韋玄成爲彌縫諸派異說，可謂絞盡腦汁，改制方案多次推翻重製，前後延宕一年多的時間，韋玄成提出的兼顧衆臣意見，表面上符合儒家經典的改制方案，才無異議地獲得通過。
這一方案是：皇家宗廟有高、文、景、武、昭、皇考(宣帝父劉進)、宣7所，符合《禮記》等“天子七廟”規定;上述7廟分屬“君統”(高、文、景、武、昭、宣)、“宗統”(高、文、武、昭、皇考、宣)，實質爲“六廟”之制。
三、漢成帝時郊祀、職官制度儒家化改制
漢成帝劉驁(生卒年：前51年—前7年。在位年：前33年—前7年)雖在歷史上因貪酒好色，外戚擅政，一直蒙受“差評”。不過，西漢帝國郊祀、職官儒家化改制，卻是在漢成帝在位期間完成的。
儒家經典記載，西周時有祭祀天、地的郊祀禮：冬至日在京城南郊圜丘(或作“圓丘”，自然形成或人工修建的圓形土丘)祭天，夏至日在北郊方丘(自然形成或人工修建的方形土丘)祭地。
在中國古人觀念中，天爲陽，地爲陰。冬至日是陰盡陽生之日，所以選此日祭天;夏至日是陽盡陰生之日，所以選此日祭地。南方爲陽，北方爲陰。所以祭天的地點在都城南郊，祭地的地點在都城北郊。天爲圓形，地爲方形，所以祭天壇“圜丘”爲圓形;祭地壇爲方形。因祭地壇四周環水，以象四海，故亦稱“方澤”。今北京的天壇、地壇，即明清時期皇帝大致仿效周禮，舉行郊祀禮的場所。
春秋戰國時，秦信仰“五帝”，先後修建西畤、鄜畤、畦畤(白帝)，密畤(青帝)，上畤(黃帝)，下畤(炎帝、赤帝)。秦統一後，將六畤改爲雍(秦國故都，今陝西鳳翔)四畤，皇帝每三年的歲首十月，在雍地修建的鄜畤、密畤、上畤、下畤四畤，祭祀青、黃、赤、白四色帝。
漢承秦制，劉邦又於雍增建北畤，祭祀黑帝。漢文帝又在渭陽修建五帝廟，於四月舉行祭禮。漢武帝即位初，也於雍五畤祭祀五帝。後來，他又採納方士繆忌的建議，以“泰(太)一”爲地位最尊的天神，降五帝爲“泰(太)一”輔佐;在京城長安東南郊修建“泰(太)一”祠，舉行祭祀。漢武帝后又爲天一、地一、太一修建神祠。漢武帝還在甘泉宮(位於今陝西淳化西北甘泉山)修建泰畤，稱甘泉泰一，祭祀天地。
元鼎四年(前113年)冬，漢武帝又在河東汾陰(今山西萬榮縣西南)修建后土祠。
漢成帝建始元年(前32 年)十二月，在儒者出身的丞相匡衡推動下，分別在長安城南郊修建圜丘，在北郊修建方丘。翌年正月，在南郊祭天，三月，在北郊祭祀后土。這是漢代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開始。這一遵循儒家經典實行的郊祀禮制，雖在成帝、哀帝時，或因皇帝無子嗣，或因皇帝多病，曾兩度廢罷。但自王莽再次仿效周禮制定郊祀禮制後，歷代皆大致遵循不變。
《周禮》、《禮記》等儒家經典記載，周代中央，實行天官(冢宰、大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制。
秦實行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首的“三公九卿”制。
漢成帝前，西漢中央職官基本沿襲秦制，僅對“九卿”若干職官名，進行了變革。
漢成帝時，改三公官名：太尉改稱大司馬，御史大夫改稱大司空。漢哀帝元壽二年(前1 年)，改丞相爲大司徒。這一系列改動，顯然是受儒家學說影響的結果。
漢武帝雖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但他並非真心尊崇儒家學說，而僅僅將儒家學說作爲雕飾、粉飾統治的工具。漢武帝施政的本質，依然是雜霸、王之道，唯利是圖，無常式可循。真正信仰、尊崇儒學的，反而是飽受後世詬病的漢元帝、漢成帝。他們在位時，分別推行的皇家宗廟、郊祀、職官諸制度的禮制化、儒家化改制，恰恰是其尊崇儒學的真實體現。清代皮錫瑞《經學歷史》曰：“元、成以後，刑名漸廢。上無異教，下無異學。皇帝詔書，羣臣奏議，莫不援引經義，以爲據依。國有大疑，輒引《春秋》爲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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