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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從戰國末期到西漢，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總體趨勢是走向統一的，戰國時期，七雄並立，百家爭鳴。到了秦朝，統一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君主專制王朝建立。
秦始皇建立秦朝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維護國家統治，在思想上，實行了“焚書坑儒”和“以法爲教”的政策，抵制儒家思想，講究嚴刑峻法，倡導依法治國。
西漢王朝
西漢前期，中央政權推行黃老學派的無爲而治思想，講究道法自然，與民休養生息。到漢武帝時，無爲統治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於是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學”。然而，儒學取代黃老學說的過程依舊十分艱難，這個過程也反映了西漢政府治國方略的巨大轉變。
一、 無爲而治的道家思想和內憂外患的現實衝突
漢代建立後，中央政權主張實行無爲而治的治國思想政策，其主要思想主張無爲而治以達到無所不爲的目的。在政治上，主張國家要減輕自秦朝以來的嚴刑峻法，儘量不改變過去的政治制度，“尊而勿失”。在經濟上，實行休養生息、減免賦稅，儘量不修建重大工程，不勞民傷民，不浪費人民資源和財力。在外交上，應該採取溫和、和平等態度，儘量減少戰爭的爆發。
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西漢經濟在文帝、景帝時期進入了一個繁榮的局面，史稱“文景之治”。武帝即位之初，國家經濟達到頂峯。
盛世繁華
班固在《漢書·食貨志》中描述道，漢武帝在政期間，國家一切相安無事，如果沒遇到什麼旱水災，百姓自給自足，政府財庫富裕。京城的錢財積累到千百萬，連串錢的繩子都腐朽了也數不清錢的數目，糧倉成年累計，都腐爛得吃不了了。儘管有點誇大其詞，但休養生息政策給西漢帶來的繁榮還是足以說明的。
然而，過分強調不幹政，弊端總會顯現，於是政治矛盾開始出現。在經濟上，由於政府幹預的比較少，民間土地的兼併現象越來越嚴重，而失去土地的農民要麼淪爲流民，要麼依靠強大的地主，形成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
在政治上，地方諸侯勢力膨脹，這對統治者產生了巨大的威脅，在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便是西漢諸侯問題的全面爆發。在外交上，匈奴勢力強大，不斷侵擾邊疆地區，而南越等國也反覆無常。
漢初七國之亂
因此，這些地方和外部出現的新問題很難通過過去的無爲政策來調整。無爲必將被新的統治思想所取代。當時，儒學通過荀子、賈誼、董仲舒等人的不斷吸收了法家、陰陽學等學派的思想，對儒學進行改造，使之成爲一種服務於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服務的新儒學。因此，新儒學取代黃老學派已成爲一種新的歷史發展趨勢。
二、步履維艱，漢代獨尊儒術的確立充滿了艱辛
漢武帝繼位之初，就有許多朝中大臣已經開始支持儒學，漢武帝也非常喜歡儒學，因爲他從小受過魏綰等儒生的教育。然而，在漢武帝之初，國家的真正權力仍掌握在竇皇后手中，而竇皇后是黃老派的堅定捍衛者。
她曾要求宗族成員學習《老子》等道教書籍，違者都會受到懲罰。早在漢景帝時期，儒家學者轅固生就差點被竇太后處死。因此，漢武帝在推行儒學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面臨巨大的阻力。
影視劇中的竇太后
公元前140年，漢武帝下令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員向朝廷推薦賢明敢於直諫之人，即招賢納士。當時，魏綰提出，推薦的人才必須是儒生，漢武帝同意並實行了這一政策，這是“獨尊儒學”的第一次嘗試。然而，由於竇太后的巨大權力，獨尊儒術只能成爲一紙空文。
第二年，趙綰和郎中令王臧建議漢武帝能夠自己親政，並建議上書不要經過竇後。結果，趙綰和王藏被捕入獄，被迫自殺，這表明竇太后的權力依舊十分頑固，而處於繼位之初所謂漢武帝顯然不是竇太后的對手。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漢武帝與竇太后的爭鬥中取得了勝利，漢武帝漸漸掌握了軍權，黃老學派也開始退出政治。第二年，竇太后去世，標誌着無爲時代的正式結束。
三、加強中央集權，維護政權統治，獨尊儒術的實施給西漢社會帶來了異常的繁榮
在竇太后去世的第二年(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再次發佈了一個推舉賢良的策略。
董仲舒
董仲舒提出了“天人三策”，並向漢武帝提出了三點建議：一是推行天人感應和君權神授的理論，將君權的合法性歸於天命，神化君權，二是“罷黜百家，獨尊儒學”，認爲應禁止非孔子的學術活動，統一思想。三是建立太學，以儒學治國，培養人才，在民間大規模建立學校，教育人民。
漢武帝很快接受了董仲舒的思想，開始全面推行儒學統治。公元前124年，漢武帝下令命令公孫弘在長安建立太學，太學是以博士任教授。在地方一級，漢武帝下令建立地方級學校，地方教育體系建立了起來。
太學儒學子弟是“博士子弟”或“太學子弟”，享有免除賦役的特權。這些學生經過嚴格的考試程序，有機會被選入朝廷，從政當官。此後，學習儒學成爲做官的主要途徑。
大約10年後，漢武帝開始對儒家禮儀制度進行大規模的改革。公元前113年，漢武帝改名爲“元鼎”，接受了儒家的天命觀。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到泰山進行大規模的封禪活動，改定禮制和曆法，漢武帝推行的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自己的君主權威地位。
《春秋公羊傳》
在法律上，儒家思想開始滲透其中，鑑於秦朝刑法的嚴峻的教訓，過分講究刑法往往不得民心，所以暴亂纔會四起，反抗王朝統治。西漢儒家開始“以禮入法”，運用儒家思想進行刑法改革。
董仲舒、公孫弘以《五經》爲立案依據，得到漢武帝的支持。至此，儒家經典具有法律效益。漢武帝要求諸子學《春秋公羊傳》，爲以後處理國家事務打下良好的基礎。董仲舒寫的《春秋決獄》的實施，標誌着儒家經典的法制化，有效解決了儒家倫理與法律之間的矛盾。
當然，儒家思想的弘揚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有充分的體現，漢武帝在儒學的指導下，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制度改革，如推行推恩令、建立刺史制度、中外朝制度等等，實現了由無爲而治到大有作爲的轉變。
結語
爲了適應漢武帝加強專制集權的需要，新儒學得以全面推行並且獨立起來，自漢代以來，儒學一直是歷代的官方思想，儒學在吸收其他學派和宗教理論的基礎上不斷地發生着革新。
董仲舒的尊儒思想是適應西漢政治、思想和社會轉型需要的一項重大舉措。西漢治國方針經歷了廢除刑法、討論明堂的建立、增設博士、抑除黃老、制定良策、任命儒士等六個階段。
從政治的開放走到理論的完善再到組織的實現，構成了一個危險而壯闊的歷史過程，這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方面，它使漢代的儒學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成爲後世的正統思想;另一方面，它也束縛了民族思想，使學術自由成爲後世一些有志之士的奢望，因此中華民族付出了很高的代價。
參考文獻
《漢書》
《春秋公羊傳》
《春秋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