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又和大家見面了，今天小編帶來了一篇關於漢朝的文章，希望你們喜歡。
我們知道在漢初，劉邦用的道家的無爲而治的辦法，但是發展道漢武帝時期，情況則大不相同。
具體來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決策，實際上僅僅是將“百家”擯棄於官方尊奉的意識形態之外，也就是給儒家開了一條寬闊的道路，但是並未對其他百家進行禁止，帶有相當大的靈活性，很多時候並非以儒家的思想爲指導。
在儒學以外，秦朝時期流傳下來的法家思想也同樣因爲其實用價值得到了統治者的重視，但是由於秦朝的滅亡，法家思想的名聲不佳。
所以往往不防在明面上來說，而是用以儒術來對其包裝打扮，但實際上換湯不換藥，法家思想對中國還是極爲重要的存在。
一、我們分別從幾個方面來進行闡述
1、武帝時期
漢武帝的爲人，據大臣汲黯揭露，是“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他重用酷吏和財利之臣，都與儒家基本原則相牴觸。
酷吏王溫舒誅河內豪強，株連至千餘家，流血十餘里。杜周爲延尉，專伺君主意旨爲獄，以語令捕人達六七萬之多。
另外張湯、趙禹等人條定刑法，內容比漢初大增，律令有359章、大羣(斬首)之罪409條1882事，有關死亡的刑罰共有13472事。
由於刑法繁密駁雜，官吏容易舞文弄法，上下其手，“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故不久後有人評論“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還有，漢武帝任命桑弘羊等人爲自己理財，雖然給中央帶來了鉅額的財富，但是因爲“與民爭利”大受儒者的攻擊。
然而實際上即使是通過儒士得到提拔的董仲舒、公孫弘諸人，也主要是因爲他們不僅懂得儒學，還懂得治國，所謂“通於世務，明習文法”才受到武帝賞識的。
董仲舒本人曾經引用一些典型的刑罰案例做成了一本書，叫做《春秋獄決》又稱《春秋決事比》，很顯然，董仲舒是十分認同法治的，可見其不是一般的腐儒。
而且，放在實際情況中來說，獨尊儒術也並非毫無用處，並非都是形式。我們知道漢武帝本人的性格是十分殘暴的，這樣一來，較爲溫和的儒術就對漢武帝有着一定的調節作用，以至於漢武帝的政策始終沒有太過於離譜。
到最後仍然有很大的調節餘地，從這個角度去看，甚至可以說獨尊儒術救了漢朝一命。這樣一來，漢武帝在晚年得已發佈“罪己詔”，得到了後世人的稱讚。
2、昭宣之治
昭帝和宣帝統治時期，治國的大政方針基本延續了漢武帝晚年的決策，轉向“守文”和“與民休息”，但是這個並不代表到昭宣時期儒家就佔據了完全的主導地位。
實質上儒法合流的傳統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下面我們來分漢昭帝和漢宣帝兩個時期分別論述。
3、漢昭帝時期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因爲儒生多對朝廷的一些政策有所意見，漢昭帝遂召集郡國的賢良文學瞭解民間的情況。
這些賢良文學往往是來自社會基層的儒生，對漢武帝時候的鹽鐵專營等多項制度多有意見，並提出了強烈的批評要求廢除鹽鐵、酒榷、均輸官，進而提出了一系列的對民生有好處的儒學思想主張。
朝廷方面以當時任御史大夫的桑弘羊爲朝廷實行的衆多措施進行辯護，雙方的爭論十分激烈，最後互相也沒有說服對方，僅僅是廢除了酒榷制度，鹽鐵仍然是官營。這就是歷史上十分有名的“鹽鐵之議”。
而言，這些賢良文學的活躍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當時輔政大臣的霍光的大力支持，他們的主張有利於“與民休息”政策的繼續貫徹執行。
但是桑弘羊同樣作爲漢武帝的輔政大臣，他的主張顯然是爲了朝廷考慮，所謂的鹽鐵專營也並非都是“與民奪利”，也有很多好處，比如避免了商人的囤貨居奇等。
從最終的結果來看，“鹽鐵會議”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在具體的政策上，很多壟斷類的財政措施仍然在實施，並且得到了漢昭帝的支持。
4、漢宣帝時期
宣帝即位後，仍然尊崇儒學，但他對於儒家和法家的看法更爲透徹，他一方面“所用多文法吏”，另一方面又常常“以刑名繩下”。
舉個例子，在宣帝統治時期，很多大臣因爲言語過失被殺，一些大臣因言語等小過被殺。
“柔仁好儒”的太子爽覺得自己的父親太過殘酷，於是向宣帝諷諫“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沒想到當即遭到了宣帝的訓斥：“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霸王道雜之”一語遂出自這裏，不得不說，這句話的確較好地概括了漢武帝以來統治政策的特徵，即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互爲輔佐，兩條路並行並不違悖。
根據具體的情況、環境、條件進行及時的調整，以發揮法家或者儒家最大的作用，不執一端。事實上，這種統治精神被以後歷代王朝所繼承。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在武帝時期頒佈了“獨尊儒術”的命令，但更多的只不過是時勢的變化，並非就全盤的採用儒家思想。
如果真的全盤儒化，武帝不可能打垮匈奴，不可能南平百越之地，漢武盛世也將不復存在，故“霸王道雜之”最爲貼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