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爲什麼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是因爲獨尊儒術有利於鞏固大一統王朝，也符合那個時代的需要，下面小編就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一起看看吧。
班固評價漢武帝“雄才大略”。漢武帝當朝大臣汲黯卻當面批評自己的“老闆”：“內多欲而外飾仁義!”搞得漢武帝十分尷尬，“默然良久”。退朝後對身邊的近臣說，汲黯這傢伙太粗暴了!
根據董仲舒的意見，“《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可是，當今的局面是，“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搞得“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因此，他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那麼，“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資治通鑑》卷十七)
隨後，漢武帝採取了一系列提升六經和儒學地位的政策。比如，設立五經博士，建立太學，招收博士弟子員五十名。更重要的是，“經明行修”(熟悉六經，修養品行)，射策選士，成爲士人進入官場獲得利祿的最重要途徑。官府的引導作用，自然使得天下的讀書人“靡然鄉風矣”。
但是，就漢武帝用人實踐來說，絕對是不拘一格的。其中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
首先，他們都能在自己的本職工作上做出成績，建立功業，如公孫弘爲相、倪寬爲左內史及御史大夫，趙禹、張湯主管法律工作，司馬遷、司馬相如的文學成就，張騫、蘇武的外交風采，衛青、霍去病的戰功，霍光、金日磾作爲顧命大臣的作爲，等等。
可見，是否儒學出身，有多少儒學水平，不是漢武帝用人的絕對標準。相反，就儒學知識素養來說，董仲舒(前179-前104)遠遠超過公孫弘(前200-前121)，而且足足比公孫弘年輕21歲。但是，公孫弘心思比較靈活，具有實際政務操作能力，得到漢武帝重用，官至宰相。對於比較迂闊的董仲舒，漢武帝卻是嘉許其說，而不重用其人。
其次，這些官員雖然不是儒生出身，但是他們或者在道德品行上有上乘的表現，不悖於儒家的價值觀;或者努力向學，向儒家價值觀靠攏。前者如石建、石慶爲人篤實，汲黯、卜式爲人質直，韓安國、鄭當時爲人忠厚。後者最典型的是張湯，本出身文法吏，但是，自從知道部下倪寬以經書判案獄，得到漢武帝的肯定，張湯“由是鄉學”，重用倪寬幫助自己“以古法義決疑獄”。
總之，漢武帝的所謂“獨尊儒術”，首先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倡導，統治秩序的構建，社會行爲的規範，即所謂“教化”的功能。爲了將這種意圖貫徹下去，必須有制度化措施，作爲保障和驅策工具。於是，就有了太學和博士弟子員的設置，有了徵辟、察舉的入仕途轍。然而，在實際的治國理政操作中，漢武帝是非常務實的：“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可以這樣說，就仕進渠道而言，朝廷並不崇尚法家和縱橫家;另外一方面，在實際人才選拔中，又是不拘一格，注重實際幹才。這樣就出現了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這裏並不矛盾。尊崇儒術，是道、是經，悉延百端之學，是術、是權。不變的原則(經或者道)，與變化的世界，難免有不完全契合之處。於是，就要採取變通的措施和做法，這就是“權變”。
可是，外儒內法，也不能僅僅要從“道”與“術”、 “經”與“權”的角度去理解。這還涉及利與弊、時與勢的關係問題。
有一利，必有一弊。我們都知道，漢武帝“獨尊儒術”(儘管此“獨尊”兼容幷包“百端之學”)，有利於糾正漢初陸賈、賈誼提出的道德滑坡、社會失序問題，對於後來的中國歷史發展也影響深遠。儒學的教育深入人心，到了西漢後期，特別是東漢，儒學成爲一種神聖化了的意識形態。於是，腐儒、陋儒、僞儒、神儒(讖緯化了的儒學)也紛紛出現。漢元帝爲太子時主張“純用儒生”，已經令漢宣帝憂心忡忡：亂漢家天下者，必太子也!王莽更是成功地借讖緯化的儒學，爲取代西漢王朝造勢。東漢儒學的影響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同時“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僞君子也比比皆是。於是，纔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晉風度出現。這就是利而生弊。
怎麼解決利中有弊的問題呢?這就涉及“時”與“勢”的問題。社會的發展，時勢的變化，對於治國之道、化民之術，也需要與時俱進。如何做到張弛有度、剛柔兼濟、禮法合治、德刑並用，考驗着執政者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所謂審“時”度“勢”，就有這個意思。如果不懂世異，不知時移，就會膠柱鼓瑟，適得其反。假如把由此而產生的問題，歸罪於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就十分可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