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坑儒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焚燬“詩、書、百家語和非秦國史書”、在公元前212年坑殺“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二事的合稱。
焚書
商鞅曾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秦統一中國第八年，博士齊人淳于越在一次朝廷會議上提出恢愎周朝的封建制：“沒有輔弼，發生變亂時誰來救朝廷呢?”秦丞相李斯反對，他認爲時代變化，制度應該隨之變化，不應該以古非今。李斯建議：“史書只保留秦國史書，其他國家的史書都焚燬;《詩經》、《書經》及諸子百家之書只有博士官可以保留，民間的都限期交出燒燬;醫藥、卜筮、農業之書民間可以保留;想學法律的人以官吏爲師。”秦始皇下旨同意。[2] 史稱“焚書”。
隋代牛弘提出“五厄”之說，論中國曆代圖書被焚燬，首當其衝即爲秦始皇焚書、二是赤眉入關、三是董卓遷都、四是劉石亂華、五是魏師入郢，蕭繹焚書。一些研究者認爲，焚書對於中國圖書的破壞僅僅是第一步，當時只是限制民間藏書，官方書仍然保存完好，真正造成徹底破壞的是項羽入關中之後，火燒咸陽城，大火三月不止，秦朝國家圖書館原本僅存的孤本遂全毀。但是漢朝無人指責項羽“焚書”。
坑儒
在焚書開始之後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兩名爲始皇煉製長生不老之藥的術士煉藥未果，據說後來更散佈許多對始皇不利、甚至毀謗的言論，始皇大怒、下令逮捕嚴辦。涉案者在審理時則向外指控毀謗始皇言論的來源，前後指控出四百餘人;始皇在盛怒中下令，將涉案者四百餘名在咸陽坑殺。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扶蘇向始皇進諫“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聞諫大怒，後將扶蘇貶至北方上郡(蒙恬駐軍所在)擔任監軍。
“坑儒”一詞出處是西漢孔安國(孔子十二世孫)《〈尚書〉序》(這篇序有人懷疑是魏晉時期儒生鄭衝僞造。)：“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在此之前《史記·儒林列傳》的說法是“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有部分學者依《儒林列傳》記載“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認爲遭坑殺者的確不是儒生、而是當時涉案的術士。有評論認爲當時之術士與儒生相等，也有指當代儒生多兼任術士的說法。支持“坑儒”提法的學者認爲由《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的始皇長子扶蘇的話“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可知，秦始皇所坑掉的“諸生”中，固然有一部分術士，但大多數是“誦法孔子”的儒生。而反對“坑儒”提法的學者認爲這是扶蘇求情之話，無法用來證明秦始皇坑殺的是儒生，他們認爲“焚書”並未廢除儒學，儒家學說在焚書之後仍然存在。
評價
漢代人評價
王充：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聖人之全經猶存。
宋人評價
鄭樵：“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坑之儒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亡。”“自漢以來，書籍至於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朱熹：秦焚書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舊留得;如說“非秦記及博士所掌者，盡焚之”，則六經之類，他依舊留得，但天下人無有。
明人評價
朱彝尊：秦本坑亂道之儒而非聖人之徒。
李贄《史綱評要》(有人疑爲僞託)：李斯關於焚書的上書“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當戰國橫議之後，勢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清人評價
劉大櫆：“六經之亡非秦亡之也，漢亡之也。”“書之焚，非李斯之罪，而項籍之罪也”。
近現代評價
康有爲：秦焚書，六經未因此而亡。秦坑儒，儒生未因此而絕。自兩生外，魯諸生隨叔孫通議禮者三十餘人，皆秦諸生，皆未嘗被坑者。其人皆懷蘊六藝，學通《詩》《書》，逮漢猶存者也。然則以坑儒爲絕儒術者，亦妄言也。 漢制“郡國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猶因秦制也。夫博士既有守職之藏書，學者可詣吏而受業，《詩》《書》之事，尊而方長，然則謂“秦焚《詩》《書》，六藝遂缺”，非妄言而何?然而二千年之學者遂爲所惑，雖魁儒輩出，無一人細心讀書，祛其僞妄者，豈不異哉!
章太炎：秦焚《詩》、《書》、百家語在人間者，獨博士如故，將私其方術於已，以愚黔首。故叔孫通以文學徵，待詔博士;而陳勝之起，諸生三十餘人得引《公羊》“人臣無將”以對。(鄭樵、馬端臨說，實本《論衡》。《論衡·正說篇》曰：“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刑，惟博士乃得有之。”近人多從其說。)或曰：秦火及“六籍”，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俱在，可觀。(見《論衡·書解篇》)孟子徒黨雖盡，其篇籍得不泯絕。(《孟子題辭》)餘以爲工程師地法令者，自《秦紀》、《史篇》(秦八體有大篆，不焚《史篇》)、醫藥、卜筮、種樹而外，祕書私竊無所不燒，方策述作無所不禁。然而文學辯慧單于人心，上下所周好，雖着令，弗能奪也。後李斯者，漢初挾書之令未多，然婁敬以戍卒晚路，上謁高帝，亦引《大誓》爲徵。漢之法令弗能絕也。若其咸陽之坑死者四百六十人，是特以盧生故，惡其誹謗，令諸生傳相告引。亦由漢世黨錮之獄，興於一時，非其法令必以文學爲戮。數公者，誠不以抵禁幸脫雲。[10]
章太炎：諸巫食言，乃坑術士，以說百姓。
梁啓超：二事同爲虐政，而結果非可以一概論。坑儒之事，所坑者咸陽四百餘人耳。且禍實肇自方士，則所坑者什九皆當如漢時文成、五利之徒，左道欺罔，邪諂以易富貴，在法宜誅也。即不然，襲當時縱橫家餘唾，揣摩傾側，遇事風生;即不然，如叔孫通之徒，迎合意旨，苟以取榮。凡若此輩，皆何足惜!要之當時處士橫議之風，實舉世所厭棄。雖其志節卓犖，道術通洽之士，亦較他時代爲特多，然率皆深遁巖穴，邈與世絕矣。其僕僕奔走秦廷者，不問而知其爲華士也。始皇一坑正可以掃滌惡氛，懲創民蠹，功逾於罪也。
魯迅：秦始皇實在冤枉得很，他的吃虧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幫閒們都替新主子去講他的壞話了。不錯，秦始皇燒過書，燒書是爲了統一思想。但他沒有燒掉農書和醫書;他收羅許多別國的“客卿”，並不專重“秦的思想”，倒是博採各種的思想的。
呂思勉：在《管子·法禁》，《韓非子·問辨》兩篇中，早有焚書的主張。秦始皇及李斯就把他實行了。把關涉到社會、政治問題的“詩、書、百家語”都燒掉，只留下關係技術作用的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涉及社會、政治問題的，所許學的，只有當代的法令;有權教授的人，即是當時的官吏。若認爲始皇、李斯此舉，不合時代潮流，他們是百口無以自解的，若認爲有背於古，則實在冤枉。他們所想回復的，正是古代“政教合一，官師不分”之舊。古代的情形是如此，清朝的章學誠是發揮得十分透徹的。坑儒一舉，乃因有人誹謗始皇而起，意非欲盡滅儒生，並不能與焚書之事並論。
郭沫若：在嚴刑峻法的威脅高壓之下，普天四海大燒其書……這無論怎麼樣說不能不視爲中國文化史上的浩劫。書籍被燒殘，其實還在其次，春秋末葉以來，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種精神，事實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擊。
當代評價
侯外廬：我們以爲，焚詩書是始皇絕古的歷史手筆，然而“絕古”的手筆如此其殘暴，百家思想也就在“一尊”道理之下，連類而被禁了。因此，秦代的焚詩、書，廢古語，和漢代的注詩、書，尊經師，其形式雖相反，而其實質則相一致，都是把活的自由思想斬絕。
文化大革命期間，樑效、羅思鼎、衛今等認爲秦始皇是地主階級代表，爲鎮壓奴隸主的復辟活動，採取焚書坑儒這一措施，打擊奴隸主階級的復辟勢力，禁止他們利用反動孔學制造復辟輿論，對鞏固新興地主階級的中央集權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澤東曾經作詩給郭沫若說“焚坑事件要商量。” 洪世滌寫道：“秦始皇的‘坑儒’，只是坑了咸陽四百六十個‘以古非令’的反動儒生，這樣的鎮壓措施，對於‘厚今薄古’，鞏固統一，是完全必要的。”
柏楊《中國人史綱》：贏政大帝雖然焚燬儒書，目的只在限制崇古思想的傳播，對儒家學者，仍繼續保留他們的職位，而且繼續鼓勵他們研究。
白壽彝《中國通史》：秦始皇焚書坑儒，意在維護統一的集權政治，反對是古非今，打擊方士荒誕不經的怪談異說。
何茲全：秦始皇焚書，是當時進步思想和反動思想鬥爭的結果，它所體現的是在政治上代表進步的人對代表反動的人的打擊。
懷疑
漢學家烏爾裏希·內因格爾的文章《坑儒：論儒生殉難之說的起源》認爲，焚書次年，秦始皇未曾集中殺害一批士人，所謂坑儒，純系傳說，並非史實。《劍橋中國秦漢史》採信了其觀點。2010年李開元發表《焚書坑儒的真僞虛實——半樁僞造的歷史》一文，提出坑儒的四個疑點，認爲司馬遷錯誤使用了史料。但是，中國學者的態度基本一致，都認爲《史記》記載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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