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當徐達的軍隊攻入元大都之時，京畿地區實際上已經脫離中原漢族政權的統治達四百多年。
元末天災頻仍、戰亂相繼，元大都迅速衰弱。徐達大軍攻入城中之後，朱元璋出於對故元殘餘勢力反覆的考慮，將城中原有居民遷往今天的河南開封等 地。平定元大都後，朱元璋下詔改元大都路爲北平府。 洪武二年(1369年)的人口統計說明，昔日百萬人口的元大都，僅剩一萬餘人。北平已成一座空城，人口離散，郊野荒殘。
遷移新都
隨後，經歷洪武初年大規模移民運動，北平的城市人口，有所增加。至洪武八年，北平的人口規模，達到了十萬左右。除了北平城原有居民之外，約有三 萬人是來自山西、浙江的移民，而六萬人，則爲北京駐軍及其家眷。駐軍遠多於居民的特點，也體現了北平在明初最重要的職能：作爲針對“北元”的軍事基地與防 御性城市。除了城內十萬人之外，在郊區，有大量的前元朝投降的官員、部隊及其家屬，被編入到周邊的一些衛所之中。
儘管洪武初年的移民爲北平城提供了新的人口，但與江南富庶地區的重要城市，如南京、杭州、蘇州相比，北平的人口規模，仍有相當大差距。不僅北平如此，除山西省之外，幾乎整個中國的北方，在經歷元末的戰亂與饑荒之後，人口都大量下降。
洪武大移民後，北方中國有所復甦，然而這一進程也是相當之緩慢，並不能在一代人就能完成。及至1399年新的內戰開始，北平城的總人口，仍在十五萬以下，而佔半數以上的，仍屬衛所駐軍與軍屬。這也說明，在洪武朝的三十年間，北平城的職能，並沒有大的轉變。
建文元年七月五日(1399年)，朱元璋第四子、就藩北平的朱棣起兵叛亂，史稱“靖難之役”。“靖難之役”造成的後果，是北方地區的人口再度下 降。據史書統計，戰後“順天八府所屬在人戶十八萬九千三百有奇”。“順天八府”管轄的區域，大致與今天的河北省相當，幷包含了北京與天津。
儘管北方再罹兵禍，但隨着以北平爲中心的燕王勢力贏得了戰爭，明朝的政治權勢，也隨之向北移動。朱棣入南京，奪得大統。這個變化的必然結果，是儘管首都仍被定在南京，但在政策取向上，它卻天然地偏向於北方。
擡升北方政治實力的第一步驟，是將原洪武建文兩朝的北平，升級爲北京。 北平與北京，僅一字之差，但在行政區域規劃上，卻有天壤之別。北平從“府”提升爲“京”，等於是爲明朝奠定了南北兩京的政治格局。
洪武之後，元大都舊城已被破壞殆盡，只剩下燕王府作爲藩王府邸被保留了下來，氣象大不如前。要提升爲新的首都，勢必有浩大的工程營建。永樂四 年，明成祖遣尚書、侍郎、副都御使、僉都御史等員七人分赴五省採木，督軍民匠役燒造磚瓦，並命工部徵天下諸色匠役、軍士、民丁，明年赴京聽役。從上述的事 實可以看出，營建北京，工程浩大，幾乎調動全國民力。
在明成祖遷都北京的政治考量中，除了因“靖難之役”導致的人事、政策偏向之外，“天子守邊”論，是長期爲後世史家重視的一個說法。《明太宗實 錄》中，一再記載成祖前五年儘管長期在南京，但相當關注蒙古的軍事動向。隨後，幾乎與營建北京同步，成祖於1410年、1414年、1422年、1423 年、1424年五次親征漠北，深入沙漠，終至馬革裹屍榆木川。明成祖用兵北方的用意，是寄望於一朝掃平漠北，不遺子孫禍害。從而使得遷都北京不再受軍事上 的威脅。
明弘冶年間的大學士丘也從軍事角度論述成祖遷都北京的用意，丘說：“文皇帝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 馬盛於西北，而金臺爲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需要，而爲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 以軍事角度論，從北京發兵，向沙漠進攻，利於軍隊及後勤補給的調動，最高軍事領導人也易於判斷蒙古的軍事動向。但僅從單一的軍事角度立論，顯然迴避了成祖 與南京的緊張關係。
從明初三代對蒙古的策略來看，朱元璋對“北元”採取的政策，是積極防禦，而成祖則是積極進攻。這兩種態勢，都沒有使得明朝與蒙古關係發生根本改 變。永樂帝通過遷都、軍事進攻廓清漠北的做法，最終證明並不是一個成功的策略。遷都北京之後的兩百年間，明帝國的首都與北方地區，反覆遭受到塞外民族的入 侵。成祖五徵漠北，最終只贏得了二十五年的短暫和平。
不過，無論是成祖與南京之間的緊張關係，還是蒙古的軍事動向，最終產生了明永樂初年的兩京制，並在永樂十八年正式遷都北京。或多或少，永樂帝對 於功業的追求，都與篡逆者的心理期待有關。朱棣常自比唐太宗，有意仿效之。唐太宗以玄武門之變篡奪建成太子之位，開唐初盛世。以功業抹去篡逆惡名，成祖的 舉動，與此相彷彿。無論政治與軍事，永樂帝都與明初洪武、建文二帝坐守金陵以治天下的取向相悖，永樂的帝國之夢，徵交趾，下西洋，通西域;而重心，則始終 在北，更在於北京的安危與強盛。
重心北移，這就產生另一個永樂朝的大變動，由南方向京畿地區大規模植入軍隊、富戶、民人以及工匠等人口，在1368年的毀滅與“靖難之役”的廢墟上，新造北京城。
營造北京城
將軍事重鎮升格爲帝都，將政治、經濟與文化功能全部植入進來，等於是打造成一座完全不同於洪武期間的新城。由此，永樂朝對於北京大規模的人口遷入，就完全不同於洪武朝民人與軍事佔主體的人口特徵。
改造北京的城市屬性，首先就需要打造新的地基。這一措施的第一塊基石，體現在遷徙江南富戶入京之上。永樂元年，徙南京、浙江等九省富民實京，萬 歷年間順天府尹王之垣給朝廷的報告中有“國初從浙江等處富民三千八百餘戶以實京師”，以富戶每口6人以上算，此批富戶的總人口，應在2萬以上，並且居京者 居多。除元年的這次詔命富戶充實北京之外，永樂二年，再詔“徙廣東富戶實京師”，人數不詳，不過可以推測總體規模，應當小於元年的詔令。
富戶北遷，帶來不僅是南方相當成熟的商業產業體系，同樣，這些富戶持有大量的資本，北上之後，進一步活躍了北京的資本市場。富戶在北京的生計，所在多有。其中不少人，從事農副產品的生產與販賣，更有從事南北海陸貨運的商賈，集中於京師。
永樂年間的金幼孜曾描繪北京城“閭閻櫛比，雲簇，鱗鱗其瓦，盤盤其屋，馬馳聯轡，車行轂，紛紜並驅，雜沓相逐，富商巨賈，道路相屬，百貨填委， 邱積山蓄。”金幼孜的說法，存在一定的誇大，但也說明了北京城在永樂朝後期相當繁盛的局面。遷徙富戶，在極短時期之內爲北京製造了商業繁榮，這是不爭的事 實。然而富戶雖然附籍應天，卻仍承擔本籍徭役的特殊情況，導致富戶與其產業、親屬相隔離。京城富戶，多有南返之願。中央政府的人口控制能力，也一再下降。 永樂初相對嚴格的政策，遂一再變異。宣宗之後，附屬應天籍的富戶，屢有南逃。至明中後期，永樂初期遷徙北京的三千八百富戶，留北京的，僅剩二百餘戶。
遷徙富戶，只是永樂初年向北京進行人口與財富轉移的頂層設計，與之配套的，勢必是大量的民人、工匠以及爲加強軍事力量的衛所人員遷入。這些遷徙過程，可以分爲六個不同羣體加以考查。
第一類，是將各類罪犯及其家屬遷往京畿附近。建文四年(1402年)，遷罪犯及其家屬至北平，人數不詳;永樂元年(1403年)，詔“發流罪以 下墾北京田，犯杖罪者給牛具種子，五年後賦役如民田;犯徒流遷徙者不給直，三年後如民田例科差”，人數不詳。永樂四年，謫吏遣邊，遷湖廣、山西及山東的郡 縣官吏共214人(戶)往北京，謫吏遣邊。永樂期間數次發罪謫至京，總體來看人數規模並不太大，總的人口規模，應在一萬以下，且多數應配置在北京周邊。
第二類，移民實京。建文四年九月，遷山西、山東“丁多田少或無田之家”入“北平各地”，規模不詳。永樂二年、三年，兩次遷山西民至北京州縣，每 次1萬戶。永樂五年，再遷山西及山東民人5000戶至北京州縣。移民實京所遷徙的人口，規模較大的，以上述數據中評估，永樂前五年植入到北京及京郊人口， 就至少在12.5萬以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移民，也應當不是在成居民，因爲它是作爲墾田移民而進入北京地區的。
第三類，南京民人、匠戶入京。大規模的北京重建，需要大量工匠的移入。永樂期間，遷南京民與工匠2.7萬戶遷入京。這一批人口，應在十三萬人以上，這些人口，多數居住在京城。
第四類，文武百官及吏員。北京作爲新的首都，移植南京的政府官員，自是題中之義。此類人口及家屬，約在2萬人左右，居京城。
第五類，駐京衛所。以京城之中，駐軍的龐大，是可以想見的。及至永樂末年，《明史兵 志》載京城衛所，達72衛之多。明制，一衛爲5600人。那麼，僅京郊地區的駐軍，就達到了40萬之多，這些衛所，大部分是從南京附近轉移而來。駐軍及家 屬，應在120萬人左右。其中，各門的守衛中就有12衛，約6.7萬人，閤家屬，應在20萬人左右，居京爲主。
第六類，少數民族降民。洪武、永樂、洪熙、宣統四朝，不斷有少數民族移入北京，其中以蒙古降人居多。這些移入北京城的少數民族人口數目，史書對 於記載並不清晰。其中，數量最大的一次，爲洪熙元年(1425年)的一次內附，人口數爲572人。宣德年間，進士李賢曾上疏談到京畿的蒙古降人：“切見京 師達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這裏的“萬餘”，應當指戶數。但到底有多少少數民族入住北京，則沒有清晰的說明，也因爲少數民族的“戶”不能以漢 族中戶的統計單位對等，這一人口規模，就難以評估。另外值得說明的是，蒙古降人戶籍，多數入衛所軍籍，所以它的總人口，與衛所軍戶的數量，又有一定的比例 關係。
大體來看，永樂年間(1403～1424年)，歷次人口植入北京及京郊地區，總人口應在150萬以上。不過，我們仍難以知道居住在北京城中的人口，究竟有多少。根據人口史學家的估算，這一時期北京城的駐京人口，已經達到八十萬之多。
1403～1424年，一座新首都被建造起來。相對於江南地區諸多大城市，是通過歷史文化與社會交融生長出來的情況不一樣的是，明初的北京，明顯是通過政治權力捏合並拼湊起來的一座城市。
相對於明王朝的中心區域(黃、淮、長江)，北京是一個新歸附的陌生城市，它有四百多年的時間處於“異族”統治之下。並且，這次大規模的人口移 植，明顯帶有強力遷徙的特徵。而此次遷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富戶、匠戶與及軍戶三類人口，這是北京在城居民中，佔據數額最大的三個羣體，並且這三類人， 基本都由南方遷徙而來。
從江南至於塞下，攜家帶口，千里迢迢，路途遙遠，在古代條件下，這種遷徙對於平民來說，相當不易，對於富戶來說，也並非易事。
這還僅僅是旅途的艱辛。對於遷徙者來說，更有一種背井離鄉的仇怨。自宋之後，中國的經濟中心，已經轉移至江南地區。這一地區的民人、工匠、富戶，遷徙之前的生活條件，相對較爲優越。他們被迫使進入另一種生活空間，諸多不滿，淤積於胸。
再有，大量少數民族中的歸順者被安置到北京周邊，對北京的社會穩定，也構成一定的壓力。在古代社會，不同民族之間的政治妥協往往難以有效地維繫下去，叛服無常引發戰爭，是相當常見的現象。
相對於內部人口結構的不穩定而言，北京城還面臨“北元”的軍事壓力，即使是永樂帝這樣的雄才之主，也只能解決一代人的和平。
不難想象，這個在沙盤之上新鑄的龐大京師，雖然外觀恢弘壯麗，人口繁盛一如蒙元時期，卻時刻處在緊張與困惑之中。從人口遷徙的角度，也可以回 答，爲何終明一代遷都之議始終不絕，並且這些倡議，往往是由京師的達官顯貴發出。對於在京南人來說，這個勉強捏合的沙盤，不過是政治強力對南京的粗糙復 制。尤其是15世紀，人口初遷之際，這種對南方故土的懷念與對強制遷徙的怨恨，都是引發北京危機的動亂之源。
脆弱的城市
1425年夏，建都不足五年的北京城動盪不安。
這一年五月十三日(陰曆)，48歲的明仁宗朱高熾暴崩於欽安殿，在位時間，不到一年。仁宗暴崩，謠言紛紛，人心擾攘。皇太子朱瞻基，此時奉旨祭 奠南京孝陵。南京與北京在古代交通條件下的信息往來，至少需半月。但隨着仁宗在北京突然崩逝，朱瞻基仍在南京，皇位空缺的危險出現了。
1425年5月至6月這段帝位更替的時日，山東安樂州漢王朱高煦的間諜在城中四處活動，偵取信息，聯絡政要。朱高煦主要的活動對象，集中在軍 界，也就是北京城這些衛所的指揮官之中，甚至包括掌中軍都督府、太師張輔。朱高煦在軍中素著威望，蓄謀在朱瞻基返回北京的路上截殺之。
但朱瞻基並非庸才，處明初風雲變幻的政治動盪之中，他對於皇位空缺引發的政治危機，相當敏銳。在南京聽到仁宗駕崩的急報之後，朱瞻基星夜返京，晝夜兼程，於六月三日，就返回了北京，避開了朱高煦的伏擊，化解了一場政治暗殺。
1425年宣宗繼位時刻的政治危機，正是北京城政治裂痕的一次展露。當然，它首先仍是朱元璋龍子龍孫的帝位傳遞問題，而後纔是北京城的內部安置，這是一個相當長遠的問題。同樣，明宣宗對於問題的癥結，也相當之瞭解。
1425年酷熱的六月，儘管宣宗已經回京，但爲防止動亂，京師戒嚴的命令猶在。朱瞻基曾要求張輔體恤士卒、解除戒嚴，後者認爲，解除戒嚴必須在 朱瞻基登基並穩定人心之後。按照禮法，老皇帝去世，新皇帝繼位，需要羣臣、親王三次勸進，儲君不斷表示謙讓，最後“不得已”才能繼承帝位。這是一個相當繁 瑣、又必須循規蹈矩按部就班的“讓受”過程。朱瞻基的繼位，就在這個勸進過程中，拖延了半個多月，直至六月二十七日，才正式登基，宣佈翌年爲宣德元年。
即位詔書按照新君登基的慣例，羅列了一大串赦免與寬仁新政。但頗爲耐人尋味的是，作爲一份針對全國性的政治綱領性文件，詔書特意談到處理北京地 區匠戶的辦法：見起在京做工人匠，有二丁三丁者放回一丁，四丁五丁者放回二丁，六丁以上者放回三丁，其單丁應役二年之上者，放回休息。內有犯罪被刑剜剌， 已成殘疾者，即與開除本身差役，全其餘生。其無知小人挾仇妄指平人爲匠者，今後有司宜嚴加禁止，違者罪之。
詔書中的“匠”，是指入匠籍人口。匠籍與軍籍，是明代較低的一個社會等級，這兩籍之民，不得應試，並世代承襲。詔書中也清楚地說明，匠籍中，還包含了犯罪者, 永樂初遷徙的罪犯，就應當入了匠籍。同時，也有平民被誣陷入匠籍者。
在永樂年間大規模向北京轉移的人口中，僅一次就遷徙南京匠戶5000入京(約2.5萬人)，加上作奸犯科被貶入匠籍者與及被劃入匠戶的人口。在京城中，匠人是一個有四五萬之衆的龐大底層人羣。顯然，這個羣體是極其容易滋生不滿乃至於引發政治動盪的。
詔書中的“放回”，當指脫離差役。這是宣宗極大的恩赦，撫慰京城底層勞役羣體長期營建北京、山陵工役的不滿。在應對了匠人勞役問題之後，宣宗在即位第二天，進一步賞賜京師軍、匠兩籍：上以京師見役軍伍、匠，勞勤日久，人賜綿布二匹鈔、五錠鞋二雙。
就明代的軍籍民人而言，儘管不能脫籍，也不能參加科舉，但軍隊支配有大量田產，軍士也享有一定的屯田數目。由此，也可以理解宣宗在安撫北京軍、匠兩籍上的舉措不一。對於匠人，宣宗高調赦免勞役並有所撫卹，對於軍籍，則是賞賜財物。
隨後，宣宗對北京地區的民人，進行了更大規模的恩賞，人數多達三十二萬九百五十人，賞銀九十六萬三千八百二十九兩。明初，一兩銀子可購大米二石，以今天的標準換算，一石約爲94.4公斤。這也可以進一步說明宣宗恩賞力度之大。
非但如此，恩賞遍及權力機構運作的所有相關部門人員。宣宗的這一行動，相比起對匠戶與軍戶安撫措施來說，不僅規模更爲宏大，牽涉社會各階層的人員更爲廣泛，它甚至還針對在京的朝貢使臣及其龐大的隨從賞賜。
在宣宗即位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連續三次對京畿之內的民人，進行政治赦免與恩賞，這一態勢，足以說明的宣宗所繼承的北京城，遠不是那麼那麼太平。
宣宗所應對的問題，不僅僅是來自樂安州漢王朱高煦的挑戰，他更爲憂心的，應當是這個沙盤之上的北京城的斷裂。明宣宗所作的一系列努力，換取了短暫的回報。
1426年，朱瞻基親征叛亂者朱高煦。在討逆之前，朱瞻基事先公佈朱高煦的罪行，其中一項，是樂安州使臣要求皇帝誅殺戶部尚書夏原吉。而永樂、 洪熙與宣德三朝重臣夏原吉，正是宣宗即位之際京城各項仁政的執行者。朱高煦的謀反理由，顯然是對成祖靖難起兵的拙劣模仿。京城之中，出現了空前一致的團 結，民人爲朝廷主動提供戰馬者，不在少數。
對於北京城來說，一年前的人心洶洶，似成過去。明宣宗的平叛工作，進展得也相當順利，大軍兵臨安樂州，朱高煦出城受縛。隨後，宣宗在軍界查出山 東都指揮使靳榮、天津衛鎮守都督僉事孫勝、山西都指揮張傑、楊雲等與朱高煦勾連，這些都是軍中的高級將領，而整個朱高煦謀反案，總共被誅殺者640餘人。 人數之衆，大概是明洪武藍玉案之後，牽涉軍界高層最爲廣泛的案件。
1426年，這大概是明帝國定都北京的兩百二十餘年中，難得的團結之年。而在明王朝的大部分時間中，北京城仍是一個通過政治權力強制捏合並創造出來的沙盤，它時刻有崩裂之虞，這將在往後的兩百餘年中，反覆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