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呂多姆同德·里斯勒一樣，從一開始就表明自己對哲學的關注。他畢生都希望能在生活中發現某種意義，使他得以擯棄自己的悲觀主義。普呂多姆與其他高蹈派詩人不同的另一點就是他對科學的偏好。
普法戰爭給普呂多姆這樣的年輕詩人留下了深遠的影響。他同其他高蹈派詩人一樣，在對戰爭恐怖的害怕和對祖國的熱愛的困擾中苦苦掙扎。戰事初起，普呂多姆便出版了充滿和平主義觀點的《戰爭印象記》(1870年)。然而，經歷了戰爭、圍城以及最終的戰敗、被佔領的屈辱之後，他創作了《法蘭西》(1870年)，這是一組洋溢着愛國主義情調的十四行詩。
甚至在戰爭開始之前，普呂多姆就在尋求對他的社會加以觀察分析，由此尋找生活的意義。他在抒情詩中，就像在《破碎的花瓶》中一樣，討論人類內心的種種悲劇。在其他心理成分更少而哲學成分甚至玄學成分更多的詩作中，他就上帝是否存在、上帝是否公正等提出了質問，在他的《私人日記》1864年1月1日這段中，普呂多姆評論道，他無法理解上帝怎麼會允許發生聖地亞哥教堂大屠殺，並注意到，這個題材十分適於寫成一首詩。8年後他出版了《命運》(1872年)，這是一首哲理長詩，探究了聖地亞哥慘案的含義。普呂多姆越來越多地創作這類長詩，而不多寫那使他成名的抒情短詩。他的最後一部抒情詩集是《徒然的柔情》(1875年)，再次討論了對愛情毫無希望的追求。此後他寫出兩首長詩《正義》(1878)和《幸福》(1888)，前者顯示詩人對社會進步的關心，後者指出幸福僅僅存在於犧牲之中。其他詩集尚有《三棱鏡》(1886)、《殘存物》(1908)等。他的詩充滿寓意和象徵，有時不免有說教的成分。
從普呂多姆的散文作品表可看出他對玄學和美學的興趣。例如，與《詩歌藝術沉思錄》(1892年)和《詩誡》(1897年)並列的就有《我知道什麼?感性研究》，該書探索了人類知識的界限;還有《帕斯卡爾教理真義》(1905年)，研究那位虔誠與深邃的法國哲學家布萊茲·帕斯卡爾。普呂多姆去世後，他的另幾部理論著作也出版了，還有一卷書信集《與女友通信集》(1911年)，《私人日記》，以及一組詩歌《飄流物》(1908年)。1900年——1901年出了他作品的五卷本。不過，一部更充實的七卷本卻是在他逝世後出的：《蘇利·普呂多姆作品集》 (1908年)。
不過，許多人依舊喜歡他早期的抒情詩，還是有許多讀者把他的《破碎的花瓶》稱爲他最優秀的詩作，這使普呂多姆很不高興。意味深長的是，瑞典文學院與這些讀者觀點一致，將授獎理由主要基於其抒情短詩，而將他的理想主義和道德說教簡單說成是作爲第一位文學獎獲得者合適的素質。瑞典文學院過分擡高了普呂多姆在他那個時代的詩人中的地位，他們認定他年輕時的抒情詩是他最優秀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