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天下大亂，除了最終一統中土的朱元璋還有兩個人，一個是大鹽梟張士誠，志大才疏，而另一個人卻成爲朱元璋登頂的最大對手。
他就是陳友諒。
陳友諒是湖北沔陽府玉沙縣人，治下在今天的湖北省沔陽西南的沔城。此人出身漁家。從各種記載中判斷，陳友諒懂經史，通武事，膽氣豪壯。但是，種種情形表明，他很有可能屬於那種藝不算很高膽子卻極大，膽子雖然很大心並不細且很黑那一流人物。
元末天下大亂之後，陳友諒投奔到了徐壽輝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天完紅巾軍中，在丞相倪文俊部下做薄書掾，大概是主管總務簿冊一類的小官。隨後，逐漸以軍功升任爲元帥。聽起來這個名頭很嚇人，當時卻並不值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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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帥是一個相當古老的職官名，春秋晉文公時，就已經稱中軍主將爲元帥。唐初開始，元帥一般由皇子親王擔任，權任極重。後來的宋朝也沿襲了這種做法，大體上只有皇子才能出任號令一方的元帥之位。比如，北宋亡國的靖康之恥時，僥倖脫出的趙構，便被困在都城裏的大哥宋欽宗任命爲河北兵馬大元帥。到蒙古人建立了元朝時，大約是覺得這個漢語的官名很威風，於是，最開始在邊疆地區，後來在全國各地，設立了許多元帥府或者分元帥府，成爲一個地區的最高軍事長官公署。爲此，元末大亂時，凡是拉起一竿子人馬的人，哪怕是阿貓阿狗，只要手裏握有百八十個鳥人，便都會自稱元帥，有壯膽嚇人、自娛自樂的意思在裏面。這種情形，和民國時期，手裏有幾隻槍就會給自己任命一個“司令”，今天滿大街都是“總裁”、“董事長”的意思差相彷彿。
不過，種種跡象表明，這位陳友諒不完全是虛張聲勢，他還真的掌握了一支有相當實力的部隊。當時，天完國皇帝徐壽輝與丞相倪文俊合謀，把太師鄒普勝排擠出了決策層。不久，這位丞相便大權獨攬，露出不把天完皇帝放在眼裏的模樣。於是，皇帝徐壽輝準備重新起用鄒普勝來制約倪文俊。倪文俊知道後，將自己一再提拔、如今已經獨當一面的心腹陳友諒找來，商量着索性幹掉徐壽輝，自己來做這個皇帝。
誰知，就在倪文俊設下圈套，發動兵變，天完皇帝已經陷入走投無路的境地之際，陳友諒卻突然臨陣倒戈，以保駕勤王的名義，率精兵三下五除二便打跑並在後來幹掉了倪文俊，將他手下的力量全部收編到了自己手上。陳友諒就此成爲天完國皇帝之下的第一重臣，不但握有重權，而且握有重兵。
陳友諒雖然有保駕之功，名義上也相當冠冕堂皇，但卻顯然有悖於江湖道義。於是，後來便有一種說法廣爲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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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文俊召陳友諒在丞相府密議時，他的一個愛妾曾經出來招呼茶點。據說，當時已經30多歲的陳友諒向來不近女色，因此頗受部下擁戴。誰知，見到這位女子後，陳友諒驚爲天人，一時間目眩神迷而不能自己。此後一連數日神魂顛倒，不思茶飯。因此，纔有了反戈一擊之舉。於是，兵變平息後，陳友諒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搶在前往丞相府抄家的兵丁之前，快馬加鞭地趕到丞相府，將這位女子搶到了自己府上。後來，陳友諒在鄱陽湖與朱元璋決戰，兵敗身死時，他的臣僚部下逃跑的逃跑，倒戈的倒戈，投降的投降，只有這一位女子爲他自殺殉情。這段傳奇是否真實，對歷史研究者而言或許重要，對陳友諒來說卻是一點都不重要。原因是此人號稱“素懷大志”。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許多此類素懷大志的人士，一般都會把別人的腦袋看得很輕。不管他們嘴上怎麼說，但在內心深處，“寧願我負天下人，莫讓天下人負我”則是他們永遠最真實的信條。因此，這種人大多都很有點笑罵由人笑罵，我行我素而已的氣概。他們行起事來，一般只看自己需要與否，並不在乎割下任何妨礙了他們利益的人們的腦袋。這種人一般在江湖上大多聲名狼藉，很難存身，卻常常可以在政治上出人頭地。這可能是“行大事者不拘小節”、“無毒不丈夫”之類成語在中國官場與名利場上特別多的原因之一。
我們無法證明陳友諒不屬於此類人士。
在這一點上，陳友諒與張士誠雖然大不相同，但一時間，似乎也是很成氣候。
公元1359年，即元至正十九年九月，陳友諒在幹掉倪文俊的兩年之後，再一次同室操戈，殺掉了天完紅巾軍最孚衆望的重要將領趙普勝。
又過了八個月，公元1360年，即元至正二十年閏五月，他以向皇帝彙報軍情的名義，安排一個衛士用鐵錘擊碎了徐壽輝的腦袋。
由此，陳友諒自立爲帝，改國號爲大漢，改年號爲大義元年，以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爲都城。當年，陳友諒40歲。
認真說起來，徐壽輝不是一個富有才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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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紅巾軍是以白蓮教、彌勒教、明教等等爲基礎雜糅混合發展起來的，主要以明王出世彌勒降生爲號召。按照他們的教義，明王出世、彌勒下凡後，世間就會人人有衣穿、有飯吃、有田種，衆生平等，天下太平。當時，相信這一說辭的民衆相當多。他們起事時，如徐壽輝一系的紅巾軍，就在後背上大書一“佛”字，他們被告知這樣就可以刀槍不入，無往而不勝。假如不幸被殺死，則是因爲自己心不誠的緣故。中國歷史上直到今天，此類夢囈性迷狂相當常見。在現象上看，此種情形的出現，常常與人民生活在某些方面變得艱難、無助、超出了他們理解與承受範圍呈正相關的關係。就是說，二者之間是同比例消長的。我們對此應該並不陌生。
據說，徐壽輝之所以能夠成爲他們的領袖，並不是因爲他具有才幹和威信，而是因爲長得魁偉不凡，威風凜凜，很有點天神也就是明王或彌勒下凡的味道，於是便被推舉爲領袖，並受到衆人的愛戴。那個怪怪的國名——天完國，可能也是出自該混合宗教教義，大約有“天賜完美之國”的含義。
一個原本不入流的角色，就這樣成了叱吒風雲的天完國皇帝。
然而，這位天完國皇帝手下的幾位大將卻相當厲害，趙普勝就是其中之一。趙普勝，江湖人稱“雙刀趙”，假如用《三國演義》或者《水滸》上的說法形容，大概可以說成是“雙刀舞將起來，有萬夫不擋之勇”。他不但武藝高強，而且富有韜略，在天完國創建的過程中，戰功赫赫。因此，成爲陳友諒圖謀徐壽輝時所必須除掉的一個障礙，加上朱元璋不斷派人散佈謠言，於是，這位威望很高，且對天完皇帝忠心耿耿的將軍，被陳友諒輕輕地安上一個圖謀不軌的罪名便殺掉了。
《明史》在評價陳友諒時，說他“性雄猜，好以權術馭下”。用今天的語言表述，此人很可能具有極強的組織與控制能力、好弄權術且狠辣。他不停地幹壞事，其所作所爲，距離一個“義”字，相去可謂遠矣。然而，他卻敢於把自己的年號定爲“大義”，並且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將各個派別的各路人馬相當迅速地整合到自己麾下。由此，可以看出其梟雄的本事與特色。
公元1363年，即元至正二十三年，七月，爆發了歷史上相當著名的鄱陽湖大戰。這次大戰，可能是中國歷史甚至是世界歷史上投入人員最多、規模最大的一次水上大會戰，也是陳友諒與朱元璋之間決定生死的大決戰。大戰中，雙方投入的總兵力共爲八十萬人。其中，陳友諒投入六十萬人，朱元璋投入二十萬人。大戰持續時間近四十天。是時，整個鄱陽湖上，漂浮着數不勝數的屍體，愁雲慘霧之間，湖水爲之色變。以至於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湖邊的人們不敢捕食湖中的魚蝦鱉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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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友諒昔日作爲所累積起來的惡果，在這次大會戰中顯露出來了。
先是除去倪文俊，並將趙普勝、徐壽輝殺死後，他們手下幾員相當厲害的大將如丁普郎、傅友德等許多人陸續叛投朱元璋。傅友德後來成爲朱元璋麾下獨當一面、戰功極爲顯赫、幾乎百戰百勝的將軍。
而丁普郎則與鄒普勝、趙普勝等人同是白蓮教中“普”字輩的、義氣深重的兄弟。他對陳友諒極爲憤恨，發誓要一命換一命，陳友諒必須用自己的腦袋作爲背信棄義的代價。因此，在鄱陽湖大戰中，這位丁普郎完全是一副不要命了的打法，意思很明白，就是隻要能幹掉陳友諒就行，自己死活無所謂。最後，此公身受十幾處傷，仍然大呼殺賊而不退。《明史》記載說：“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直立，執兵作鬥狀，敵驚爲神。”意思是說，他血戰到腦袋已經掉了，身體還直立着，雙手操兵器，一副拼命打鬥的架勢，敵人大爲驚駭，以爲是戰神下凡。
短兵相接的冷兵器時代，一方前敵大將的如此戰法，顯然對交戰雙方的士氣具有極大影響。
此時，陳友諒一方雖然人多勢衆，號稱六十萬，但在史書記載中，能夠見到名字的、拼死作戰的將領卻只有陳友諒嫡系的一兩員大將。那些被強力整合進來的人們，似乎並沒有什麼特別出色的表現。
一場戰役，雙方人數相差懸殊，一方佔有壓倒優勢，卻一開打便成了一場膠着戰，上述因素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這種膠着狀態，本來恰恰是陳友諒應該極力避免的。因爲，與朱元璋準備得很不錯的後勤補給比較起來，陳友諒人數上佔壓倒優勢的六十萬大軍，立即在茫茫鄱陽湖上顯現出了組織與補給上的困難。
尤其糟糕的是，在雙方勝敗尚未分明的時刻，陳友諒部下的兩員重要將領——左右金吾將軍又先後率兵投到朱元璋的陣營。這可能使草莽氣息頗重的“大漢”皇帝陳友諒頓時陷入到了一種焦躁之中。於是，在隨後的一次激戰中，這位焦慮得已經失去鎮定的皇帝掀開自己旗艦的簾障查看戰況，結果，被一支不知發自誰人之手的箭矢一箭射中眼睛，並貫穿頭顱，當場死亡。就這樣，其統帥的六十萬大軍，在佔據了天時、地利和人數上絕對優勢的情形下，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只有很少一部分跑回了大本營。建國僅僅三年的“大漢”國，不久便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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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衆多史料的記載來看，陳友諒雄心不小，膽量極大，而且也不乏以權術駕馭部下的能力。因此，很短時間裏，便迅速整合出一個在割據羣雄中土地面積最大、人口與兵力最多的“大漢”國，一時間相當咄咄逼人。
從投身造反開始，到自立爲“大漢”皇帝，他只用了不到十年時間。這種順風順水，可能造成了他極好的自我感覺，以爲自己真的是天之驕子，天命所歸。於是驕橫自負，甚至在處理事關重大的軍國大事時，都顯得相當粗疏草率。
顯然，此人綜合素質中的重大缺陷，是導致其毀滅的致命傷。他似乎從來沒有過謀定後動、事緩則圓的深謀遠慮，做起事來，常常是跟着感覺走，事到臨頭先幹了再說。很有點拿破崙“先投入行動，然後再見分曉”的氣概。可惜，他不是拿破崙，他沒有拿破崙的政治、軍事天才，好運氣也不會永遠籠罩在他的頭上。事實上，以我們今天特別常見的事例回望歷史，這種現象並不難理解。或者反過來說，以這些歷史返觀今日，許多用常情常理不太容易理解的事情，便豁然開朗洞若觀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