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雖在唐代基本定型，但並不是成績決定一切。一個人能否高中，不僅與他的家庭出身、社會關係、風評、外貌、口才等密切相關，更爲關鍵的是“行卷”與“公薦”。所謂“行卷”，就是考生在考前將自己寫的詩文送給達官顯貴，以求他們推薦自己;而“公薦”則是公卿大夫向主考官推薦人才。
這種制度保障了世家子弟的利益，對寒門子弟相當不公，晚唐的杜荀鶴就因出身寒微而屢試不第。“空有篇章傳海內，更無親族在朝中”，便是對這一不合理制度的吐槽。所以，在唐代，“寒門難出貴子”是必然現象。
到宋朝，科考分爲三級：解試、省試和殿試，考生需要逐級博弈才能實現魚躍龍門。
宋仁宗之前，殿試也實行淘汰制，但自嘉祐年間就不再淘汰人了，甚至在嘉祐二年(1057年)出現“千古第一榜”的奇局。這次主考官是歐陽修，共錄取388人，不僅包括蘇軾、蘇轍、曾鞏，還有“北宋五子”中的張載、程顥。
歐陽修曾感慨：“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當時無論乞丐、孤兒還是書童皆可憑本事考取功名。宋初的張雍就曾是乞丐，但他勤奮好學，對《詩經》深有研究，於是在太祖時高中進士，最後官至尚書右丞。杜衍也曾是流浪兒，靠給人抄書勉強度日，在真宗時登科、仁宗時官至宰相。陳昇之出身貧寒，在朋友的資助下刻苦學習，在仁宗時登科、神宗時官至宰相。汪激的書童汪淑，在侍候主人讀書時耳濡目染，加上自己勤學苦思，最終和主人一同考中進士，名次還在曾鞏之上。
據統計，宋代由布衣入仕者佔比55.12%，其中官至一到三品者佔比53.67%，到北宋末年已達64.44%。而唐代寒門子弟的錄取率僅有15.9%。可見，宋代科考真正實現了“取士不問世家”，這取決於當時的文化環境和政治制度，保障了科考的公平。但這僅是機會平等，起點不平等仍是一條鴻溝。那麼朝廷又是如何解決的呢?
宋代“義學”“義莊”興起，爲寒門子弟提供經濟支持和讀書機會，官辦學校、書院也給他們一定的生活補貼。對於進京趕考的寒門子弟，政府也會發放“公券”，憑此可在公家的驛站免費食宿。這些舉措在很大程度上縮小了寒門子弟與官宦、富家子弟之間的起點差距，使他們更有可能實現階層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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