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這裏是小編，今天給大家說說宋代科舉現象故事，歡迎關注哦。
當今社會，一般來說30歲左右還沒結婚的被稱爲“剩男”“剩女”，當然，這種現象早已不稀奇。
而在沒有所謂生活壓力以及晚婚潮流的宋代，同樣有不少“剩男”，相對於當時正常情況下十七八歲就成家生子，許多男子過了適婚年齡卻依然沒有結婚，成了“剩男”。
這類男子以讀書人居多，因爲，“讀書改變命運”啊。本來十七八歲就要步入婚姻生活的，但一些有志青年偏偏要執着於功名。
宋代科舉制度的公平與錄取人數增多
科舉制興起於隋代，到宋代逐漸發展完善。大宋政府爲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分裂割據的再現，重文輕武，以文人治國。因此官吏的需求量大增，而科舉取士是選拔官吏的重要方法，宋代的科舉制已經相當規範與公平了。
如：不準在朝官員推薦考生應試;對試卷實行“糊名”“謄錄”，防止作弊;主考官臨時差遣，年年更換，並實行“鎖院”法，即主考官在考試前，就會被困在貢院，不得與外界聯繫。
宋代科舉考試進士錄取人數還是比較多的。
北宋開國之初，科舉錄取人數和隋唐時期差不多，太祖時候每舉進士大概就只有一二十人。後來隨着統治階層的需要與科舉制度的完善，自太宗始，科舉考試和錄取人數便逐步增加，太平興國年間進士錄取人數就開始達到每舉一二百左右，而諸科的錄取人數則更多。
爲了提升士子的榮耀感，加強忠誠度，北宋科舉殿試結果出來之後，不僅要發榜，合格進士還需要集於殿試之所接受皇帝的臨軒唱名的儀式，這種儀式又稱“唱第”或“傳臚”。
雍熙二年首次唱名儀式舉行時，正奏名進士有“樑顥已下一百七十九人”，樑顥爲狀元，也就是說一共180人，太宗“按名一一呼之，面賜及第。”
後來隨着錄取人數增加，真宗時，進士榜分爲三甲五等，一甲(第一、二等)賜及第，二甲(第三等)賜出身，三甲(第四、五等)賜同出身。
此後，在科舉錄取人數驟增的情況下，皇帝逐一呼名賜第工作量太大。北宋中期後的唱名，一般是皇帝臨軒呼出前三名姓名並叩問其鄉貫等事後，隨後由宰相和中書侍郎按甲次呼餘下進士姓名，再由軍頭司衛士高聲傳呼入殿內，按甲次賜予及第、出身或同出身。
錄取人數的增多，讓許多下層讀書人看到希望。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大量讀書人通過這一途徑進入統治機構。像歐陽修、范仲淹等人出身都是比較低的，後來通過科舉考試實現了人生的逆襲。
宋代官戶的“特權”對社會各階層的吸引力
在宋代科舉進士及第就意味着可以做官了(唐代科舉及第後還要參加吏部選官考試)。而成爲官戶，就代表進入了新的階層。並且在宋代，爲了加強官員的忠誠度，官戶享有很大的特權，優厚的俸祿自不必說。
除此之外，官戶還擁有一些“特權”：
在政治上，高中級官僚可以通過“恩蔭”幫助子孫、親屬步入仕途;官戶犯罪可以減刑或贖刑，甚至可以去官免罪(即“官當”)。
在經濟上，官戶可以免去差役和勞役，交稅時可免支移、折變。
在文化上，按官品高低，官僚子弟可以入不同的學校，享受特殊的教育。
可見，宋代官員待遇還是相當誘人的。
既然作爲一種選拔性考試，高中名額相對於參與人數還是有限的，因此趕考走仕途是許多學子的終極目標。苦讀求取功名的結果就是形成了許多大齡未婚青年，但是一朝得中，這些問題會很快迎刃而解。
一朝考中進士，啥都能配齊，爲考科舉耽誤結婚算什麼。
有宋真宗趙恆詩爲證：
富家不用賣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皇帝的話自然一言九鼎，這些詩句句屬實。正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日成名天下知”，絲毫不誇張。
新科狀元很受歡迎，沒錯，說的正是在婚戀市場很搶手。
根據《古今笑史》：“唐人榜下擇婿，號臠(音同‘巒’)婿。”熱乎的新進士名單剛出爐，王親貴胄們就急着從中物色女婿，即“榜下捉婿”。而到了宋代就更加普遍了，不僅是高官顯貴們及時到科舉榜下搶“女婿”，許多富豪鄉紳爭着與他們聯姻。
除了前文提到的官戶“特權”導致新科進士搶手之外，還要考慮到，宋代門閥制度已經消亡，要想長久顯貴，還須藉助科舉的力量。與豪門望族聯姻並非就是最優的選擇，攀上科舉及第者也是穩賺不賠的打算。
從“榜下捉婿”也可窺見當時人們婚姻觀念的轉變，正所謂“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下層讀書人因此有了更多的選擇與機會，“女嫁士人”同樣成爲當時的潮流。
高郵富商徐成甫，“金錢邸第甲於一鄉”，將女兒嫁給同鄉士子秦觀，並感嘆說：“子當讀書，女必嫁士人。”
“女嫁士人”甚至成爲家訓，如南宋劉克莊就以“男傳家學，女嫁士人”爲家訓。
達官顯貴與富豪鄉紳積極向進士們拋出橄欖枝
達官顯貴們在張榜唱名日摩拳擦掌、圍觀擇婿。可以說，這類女婿與岳丈家族是互利的，顯貴之家注入了新生的力量，而青年進士成爲宰相或其他顯貴的女婿，進而官運亨通，飛黃騰達。
北宋宰相晏殊的女婿是宏詞科出身的富弼，後來官至宰執的富弼的女婿又是連中三元的馮京。
馮京於宋仁宗皇佑元年中狀元，年輕未婚，又風度翩翩，很快成了熱門女婿候選人。
甚至引起仁宗張皇后的伯父張堯佐，假傳聖旨，又以財富相誘。還有位外戚張耆更加喪心病狂，不僅送大禮，而且帶領手下對馮京進行圍堵，軟硬兼施。不過馮京都拒絕了，他選擇做富弼的女婿，後來官至參知政事。
王拱辰與歐陽修是“同一屆”考生，後來陰差陽錯地都做了參知政事薛奎的女婿。王拱辰妻死，薛奎又把小女嫁給他，正所謂“肥水不流外人田。”嘴賤的歐陽修就戲言：“舊女婿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還有一些人怕當天搶不到，就提前預約，即選擇一些尚未及第的舉人做婿。當然，這需要很好的眼光。宰相李沆看中王沂公的才華，並斷定他日後定能高中，於是定他爲婿，後來王沂公“唱名果在第一”。
《吾輩宋朝貓》版榜下抓婿
富豪鄉紳們“榜下捉婿”的陣勢絲毫不弱於那些達官顯貴。一些富商爲拉攏新科進士，不惜重金。宋人筆記《萍州可談》中有：“富商庸俗與厚藏者嫁女，亦於榜捉婿，厚捉錢，以餌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餘緡。”——做我家女婿嗎?會得到很多錢的那種!
商人爭與士人聯姻，一個主要目的是爲了提高自身的社會地位。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宋代商人的社會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商業與士、農、工業等一樣，成爲社會的“本業”，商人與士、農、工一樣取得了“齊民”的資格，成爲封建國家法定的“四民”之一。
但是與官戶相比，商人的社會地位仍然比較低，且長期的社會偏見也沒有得到很大的改觀，許多人對商人依然輕視。
以及宋代統治者在長時間都在抑制商品經濟發展。對商戶的扣稅比較多，並且爲了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政府還對鹽、茶、酒、香藥等重要商品實行專賣，嚴重損害了商人的利益。商人們與官僚聯姻，就可以獲取免稅權或偷稅、漏稅，或者得到一些專賣商品。
但是商人與世家大族聯姻還是有難度的，而未來的官僚——科舉及第者羽翼未豐，需要資助，結爲姻親的可能性較大。
且商人嫁女往往嫁奩豐厚，從萬緡到千緡不等，這對於士人們來說是不小的誘惑。饒州安仁書生連少連，被富家蕭氏看中，蕭家請媒人求婚，連少連卻沒有意願。媒人就勸：“秀才終歲辛苦，所獲幾何!今蕭女奩具萬計，及早成婚，即日化窮薄爲富豪。”
與商戶聯姻，對於一些寒窗苦讀的士子來說，很香的選擇。
“榜下捉婿”並不僅僅是鬧劇
達官顯貴也好，富豪鄉紳也罷，必須承認，“榜下捉婿”使一些出身低下、貧困的科舉及第者身價大增，婚姻上也由原來的“剩男”轉爲人人羨慕的豪、貴門女婿，整個人生也很快實現了逆襲。真正的“讀書改變命運”。
也就是說，雖然爲求取功名，不少士子就此被“剩”了下來，但是如果中得進士，又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應有的一切。“讀書改變命運”，是把雙刃劍。
同樣地，在“榜下捉婿”風潮的影響下，登第進士爲了前途會自主選擇與官僚或富商聯姻，有時甚至爲了追名逐利而不擇手段，對科舉和社會都產生了很多不良影響。
但“榜下捉婿”對於良好的社會風氣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宋代士大夫階層的社會地位是很高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成爲宋代社會許多人的共識，形成濃厚的讀書風氣，而“榜下捉婿”恰似一種“獎勵機制”，不僅加大了讀書的“誘惑力”，而且推動了宋代文化教育的發展。
國子監所屬學校雖日益增收學員，但仍滿足不了更快增長的教育需要，而且各地生員不可能全部都來京師學習，於是州縣學便應運興盛起來。
北宋時曾三次興學，主要就是興州縣之學。范仲淹主持的慶曆興學、王安石主持的熙寧興學、蔡京主持的崇寧興學都是如此。宋代私人辦學也興盛起來，一些士大夫在山林名勝之地建築書院，講學收徒。四大書院即石鼓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應天書院，很好地彌補了官學的不足。
凡此種種，使得宋代的文化愈加繁榮。
當然，一些商人通過與進士聯姻得到社會地位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他們從商的積極性，從而對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也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