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統治者內部出現兩種傾向，一是恢復傳統的以自由民爲基礎的公民兵制度，由此產生了格拉古兄弟前赴後繼的改革，其失敗結果證明,這一好的願望並沒有得到歷史的肯定。二是打破羅馬人與非羅馬人、自由民與非自由民之間的界限,將公民兵制度變爲募兵制，由此出現了馬略的軍事改革和蘇拉的軍事獨裁。最後元老院和羅馬人民還是將希望寄託在了握有軍權的獨裁者身上，從而爲羅馬帝國的建立和皇權的產生奠定了基礎。但是由於此時羅馬的共和傳統還在,王政時代王的暴政陰影還在，因此公開稱王的時機還不成熟,於是有無視元老院、過於張揚的愷撒被刺身亡的事情。有鑑於此，愷撒的繼承人屋大維雖然已將軍政大權集於一身，拒絕採用“君主”和“獨裁者”的稱號，而自稱“元首”。“元首制”實質上就是君主制，只不過是一種隱蔽的君主制。
人們對秩序的渴求，使之對王權寄予莫大希望,並且賦予王權神聖的權力。公元前27年屋大維自稱“元首”,之後不久即獲得元老院授予的“奧古斯都”尊號,意爲“莊嚴、神聖”。他家中所有門柱都加上了特殊的月桂裝飾,正門陽臺則飾以橡樹葉。奧古斯都雖然位於衆人之上，“然而他仍然是一個人,而決不是東方的神”。蘇維託尼烏斯記載很清楚,例如東方各省往往將所建廟宇獻給羅馬統治者以示忠誠,但屋大維不接受任何行省爲他本人建廟,除非是以他和羅馬的共同名義而建;再如“當人民想盡辦法要他當獨裁官時,他屈膝跪下,從肩上扯下託加,光着胸脯,求他們不要堅持這樣做”;這決不是因爲屋大維不想當國王,不想擁有獨裁權力,而是出於政治家的精明。他深感時機還不成熟,操之過急無疑會重蹈愷撒的覆轍。這與其說是謙卑,不如說是狡猾。從某種程度上說,元首政治是成功的,它給羅馬帶來兩個世紀的和平局面,也使羅馬城變得更加輝煌壯麗。正像奧古斯都所說:“他發現的是個磚坯造的城市,而交付的是一座大理石的城市。他使羅馬成了在人類理智所能預見的未來都會是一個安全的城市。”但是到公元三世紀上半葉,羅馬失去了往日的繁盛,經濟衰退,商業蕭條,最爲嚴重的是政治動盪,政權頻繁更迭,奴隸、平民起義不斷爆發,手握重兵的軍事將領們成爲左右政局的風雲人物。戴克裏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取得皇位的。靠強權奪取政權的人將共和國視爲多餘的外衣,開始拋開它實行赤裸裸的帝制。戴克裏先對內鎮壓了高盧和阿非利加起義,對外擊退了日耳曼人,戰勝了薩珊波斯帝國,之後便公開仿效波斯帝王的行爲,用豪華的宮廷儀式裝飾自己。他頭戴珍珠冠冕,身穿金絲長袍,足蹬飾有貴重寶石的鞋子,要求每個晉見者都向他行跪拜之禮,親吻他長袍的邊緣,並且自比爲神。正像威爾"杜蘭所分析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爲“他的帝位並非正統的,爲了鞏固它,以及平息百姓的作亂和軍隊的反叛,他儘量用神力及威嚴,使他們不敢存非分之想”。
到君士坦丁統治時期,羅馬帝國的君主專制體制更加完善。戴克裏先曾自比“朱庇特之子”,迫害基督教徒;君士坦丁則停止了這種迫害,還試圖將其作爲實行君主制的精神支柱,由此開始了對基督教長達80 年的改造過程。313 年頒佈的《米蘭敕令》允許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境內公開傳播;325 年召開的尼西亞會議制定了所有基督徒都必須遵從的“三位一體”正統教義;392 年狄奧多西一世將基督教定爲羅馬帝國國教。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的改造不僅表現在政策上,還體現在物質扶持和教會組織建設方面。在君士坦丁之前,教會財產的存在雖然已成事實,但並沒有獲得法律承認;313 年《米蘭敕令》首次確立教會財產的合法地位,並將其作爲團體機關的財產寫入羅馬法。教會不僅被賦予接受遺產的無限權力,神職人員還獲得免稅特權,結果出現大批“不信上帝的人爭求聖職”的現象,嚴重影響帝國政府的財政收入,以致羅馬皇帝不得不一再重申,禁止將神職授予擁有300 索裏達以上財產者。與此同時,教會按照羅馬帝國的行政區劃逐漸建立起系統的組織,教會和帝國最終聯爲一體,羅馬帝國實際就是基督教的天然王國。“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們成了神的代理人,他們把自己的臣民帶到了基督的治下;異端變得如叛國罪一般無法容忍,基督徒在帝國範圍內進行的傳教活動成了保障公共秩序的手段之一。”羅馬帝國衰落的根源是奴隸制生產方式的危機,這是軍隊、強權以及宗教都挽救不了的。476年西羅馬帝國的歷史走到了盡頭。隨着君權衰落,西歐也陷入長期的混亂狀態。
民族大遷徙拉開了中世紀曆史的序幕。在匈奴人西進的壓力下,生活在萊茵河以東、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人乘羅馬帝國衰弱之機,向帝國境內遷徙、定居和陸續建國,這一過程從公元375 年開始,一直持續到公元568 年倫巴德人建國才告結束。民族大遷徙是野蠻對文明的征服,日耳曼人遷徙和建國的過程也是掠奪和破壞的過程,它不僅滅亡了西羅馬帝國,摧毀了羅馬奴隸制,同時也葬送了羅馬帝國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使西歐社會陷入長期的無政府狀態。日耳曼人對文明的破壞程度,從當時人的描述中可見一斑。
416 年左右,阿奎坦的普羅斯珀哭訴道:“自從我們屈服於汪達爾人和哥特人的刀劍之下,已經十年了,人民已經滅絕,甚至兒童和少女也被他們殺掉了。”“上帝的廟宇被投入火焰之中;寺院全被搶劫。倘若海洋的波濤淹沒了高盧的原野,它所造成的損失也會比這小些。”他指出,西哥特人搶劫羅馬人的別墅,掠走銀器、傢俱和牲畜,瓜分珠寶和喝光醇酒,搶去教堂的神器,最後還對房屋縱火。在衆多蠻族中,汪達爾人破壞最甚,以致“汪達爾人”成爲兇惡破壞的同義語。
政治動盪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人們的思想。奧古斯丁對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與地上之城(the City of Man) 的描寫,無疑是當時混亂局面的反映。他說，“上帝的選民”纔有資格成爲上帝之城的居民,地上之城只能是“上帝的棄民”居住之所,但兩者都由上帝控制;地上之城的君主職位是上帝爲實現自己的目的而設立的,由誰登基爲王也受上帝的意志支配。奧古斯丁的論述奠定了中世紀西歐君權神授的理論基礎。同時他還認爲,在現實社會中區分不出誰是選民,誰是棄民,但是到末日審判時上帝自會區分。這一理論充分表現出奧古斯丁作爲思想家的狡黠和機智,既爲當時的社會混亂作出瞭解釋,又給無奈中的人們一種美好的嚮往和追求。他的理論看似合情合理,實際上是畫餅充飢;上帝看似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實際上什麼具體事情也沒做,在現實生活中還是要靠實力樹立權威。
西歐封建王權就是在這樣的混亂狀態中出現和發展起來的一種權威。正像基佐描述的:“衆雄逐鹿,風雲莫測的時代,或者出於無知、殘忍、腐敗,一些人私慾橫流,社會淪爲個人意志角逐的戰場不能自拔,因爲社會缺乏一個自由結合而成的廣泛的共同意志,這時候,人們會熱烈希望出現一個平息天下的君王。任何一種具有絕對統治權特徵之一的制度在這時出現,向社會提出安邦定國之計,社會就會羣起支持,熱誠擁護,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尋求避難一樣。”恩格斯也說過:“在這種普遍的混亂狀態中,王權是進步的因素”;“王權在混亂中代表着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