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76年，西羅馬最後一個皇帝慕路斯·奧古斯圖盧斯在日耳曼即匈奴僱傭軍首領奧多亞賽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位。這一事件被普遍的認爲西羅馬帝國滅亡的標誌。然而，如此龐大的帝國的衰落，經歷了長達兩個多世紀。那麼這一長期而無情的衰落。直至湮沒無聞的過程的動力是什麼。
曾經有一位法國歷史學家說：“羅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殺的。”羅馬帝國的器質性病是經濟。而這一器質性病不僅在羅馬，而且在諸希臘化國家、古典希臘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以見到。它們都爲生產率底下而折磨。生產率低下是因爲在取得諸如冶金術、犁、輪子和太陽曆這些核心發明的新石器時代之後，未能大大地促進技術的發展。
技術停滯不前的根本原因似乎在於努力制度，奴隸制度是所有這些文明的普遍公認的組成部分。早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曾經宣稱，有些人生來是統治者，有些人生來是被統治者;如果後者拒絕接受預先註定的命運，那麼像追獵的野獸一樣追逐他們直至捕獲，是“自然正當的”。
奴隸制度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且是有害的。它使奴隸失去改進其所操作的傳統操作方法的積極性;只要有大量的努力勞動力可獲取，它也使主人喪失促進技術革新的動機。因而，有一時期，在羅馬聖皮特羅廣場樹立一座尖碑時，雖然當時有位發明者提出一項可以大大方便豎碑的技術措施，但是皇帝爲了不讓奴隸們有空閒，寧願讓他們繼續從事體力勞動。同樣，水車雖然早在公元前1世紀就已爲羅馬帝國的東部行省所知道，可直到公元4世紀努力來源枯竭之時，才爲羅馬帝國所採用。
奴隸制度通過這些不同的方面，在實行平等主義的新石器時代之後的數千年中，不斷地阻止技術革新。奴隸制度在經濟方面也抑制了國內市場的發展，因爲奴隸們顯然無力購買自己的勞動成果，這就抑制了國內購買力的增長。
帝國結構上這些根本的缺點在一段時間裏由於帝國擴張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量戰利品、貢物、糧食和奴隸而得到掩蓋。但是，在當時那樣的技術發展水平上，帝國的擴張受到種種限制，這些限制是由後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所決定的。羅馬同中國一樣，前進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進了。那一限度一經達到，帝國疆界就固定下來，甚至開始縮小，從前隱藏的帝國結構上的缺點漸漸顯露出來。
軍隊從前一直是獲取奴隸和物質財富的有用的來源，而現在卻成爲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負擔。同樣，擴張時期腫脹起來的官僚機構，現在也到了收縮期，它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過度的支出導致最終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貨幣越來越變得毫無價值，在某些場合，又恢復到了物物交換。物物交換的趨勢隨工業不斷向農村和外省傳播而加速。工業傳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國交通工具的惡化和奴隸供給量的下降，後者使發掘新的勞動力來源成爲必須。工業從城市轉移到農村和大莊園意味着帝國在實行重新分配。而大莊園愈自給自足，帝國經濟則愈分解爲一個個自給自足的單位。
經濟上的分散必然伴隨以政治上的分權。隨着貿易的衰落和國家歲入的減少，帝國大廈不再支持下去，並慢慢地開始崩潰。這一因素促使戴裏克·君士坦丁不顧一切地努力以帝國的法令來支撐帝國大廈。但是由於帝國的疾病是“器質性的“，而非表面的，所以一切嚴格管制雖然起了維持、加強統治的作用，但最終還是沒有用的。不過，嚴格管制並非帝國衰微的原因，而是試圖阻止衰微的一劑無效的藥。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言：“危機先於嚴格管制。”
因此，西羅馬帝國“衰落“而東羅馬帝國卻沒有崩潰的主要原因就在於，西部的經濟不及東部的先進發達。意大利農業從未像中東肥沃的大河流域的農業那樣多產。意大利的穀物產量平均不過是播種量的4倍。所以，中歐和西歐的沃土在中世紀的技術發展到能夠有效地開發它們之前，只好耐心的等待。同樣，西部的工業也發生的比較遲，普遍落後於東部的工業。因此，雖然整個羅馬帝國是因“器質性病“而毀滅，但帝國的西部卻最不堅固，首先屈服，而東部則又生存了1000年。
儘管西羅馬帝國滅亡了，但它卻也留下了豐富的遺產。最顯而易見的是有形的遺產——圓形劇場、競技場、廟宇、溝渠、公路和橋樑。還有就是語言方面的遺產——歐洲的羅曼諸語言。羅馬法至今仍大量留存在歐洲和南北美洲許多國家的法律體系中。今日天主教會的組織和儀式也要大大歸功於昔日羅馬帝國的組織和宗教傳統。最後，“羅馬治天下平“曾帶來兩個世紀的相對和平和繁榮，從而留下一個代替希臘人的城邦獨立原則的帝國統一的傳統。在次以後的數個世紀裏，正是這一傳統激起全歐洲蠻族王公們爭當大元帥、東羅馬帝國統治者或沙皇的妄想和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