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樂派(nationalists in music)是浪漫主義音樂的一個分支(也有學者認爲民族樂派是與浪漫主義並行發展的音樂流派)。它是19世紀中葉，產生在依附於西歐的東歐和北歐諸國的音樂風格，並一直延續到20世紀。隨着這些國家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識的日益覺醒，進步的文學藝術家產生了擺脫外國文化統治、建立本國民族文化的強烈願望，加之受到西歐浪漫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的思潮的影響，他們發起了復興民族文化的運動，其中的音樂家致力於民族音樂的復興，他們創建民族的歌劇院、音樂學院和音樂協會，收集、研究民族民間音樂，力求創作具有鮮明民族性的作品，建立本民族近代專業音樂教育，改變西歐音樂在本國的統治地位，以及民族音樂發展受到壓制的狀況，於是，隨着這些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而在音樂上形成了一種“民族解放運動”(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此外，18世紀下半葉以來，歐洲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音樂中不斷增長的民族性因素，也爲民族樂派的產生與發展積累了經驗。特別是19世紀初，肖邦和李斯特的音樂，更以其熾熱的愛國感情和濃郁的民族風格，成爲民族樂派的先驅，他們的創作也爲民族樂派的創作提供了經驗。此時，音樂家們蒐集出版民歌，選取民族的歷史傳統、自然風光、人民生活等爲題材進行創作，用本國語言寫作歌劇與其他聲樂作品，大量運用民間歌曲舞曲的音調、節奏等，以此來強調音樂的民族性。它的重要結果是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點的調式、旋律、和聲與形式結構，出現了各種富有活力的嶄新風格。
格林卡
19世紀30～40年代，在俄國首先出現了民族樂派的奠基者——作曲家格林卡，他的作品無論從內容到形式，都具有鮮明的民族性，並在藝術上達到與西歐專業音樂同等的水平。19世紀中葉起，波蘭的莫紐什科(Stanislaw Moniuszko，1819～1872年)，匈牙利的埃爾凱爾(F.Erkel Ferenc，1810～1893年)，捷克的斯美塔納、德沃夏克、亞納切克，挪威的格里格，芬蘭的西貝柳斯，羅馬尼亞的艾涅斯庫，匈牙利的巴托克、柯達依，俄國的格林卡和以巴拉基列夫爲首的“五人團”等，都是民族樂派的代表人物。
此外，受上述民族樂派思潮的影響，在南歐的西班牙有阿爾貝尼茲、格拉那多斯、德·法雅爲代表的復興民族音樂的作曲家，其作品也產生深刻的影響。俄國柴科夫斯基雖然不被認爲是民族樂派的作曲家，但是，其作品深刻地體現出俄羅斯民族的性格。到了20世紀初，上述這些國家的民族樂派仍有不少繼承者，如波蘭的席曼諾夫斯基，匈牙利的巴托克和柯達伊，捷克的亞納切克，俄羅斯的格拉祖諾夫等，他們的創作對歐洲的音樂貢獻很大。20世紀上半葉，民族樂派在歐美各國也有進一步的發展。
音樂特徵
民族樂派的音樂特徵，主要表現在作品的題材內容和藝術風格兩個方面。在題材的內容方面，可分爲以下三類作品： 第一類，取材於本民族的歷史和傳說，描寫了人民反抗異族壓迫、反抗暴政的鬥爭故事，這類作品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如斯美塔納《我的祖國》(M Vlast)、格林卡的《伊萬·蘇薩寧》(A Life for the Tsar)、西貝柳斯的交響詩《芬蘭頌》(Finlandia)等;第二類，描寫祖國山河、人民生活風俗和民間傳說等，充滿了作者對祖國和人民的無限熱愛，具有深厚民族感情和強烈民族意識的作品，如德沃夏克的歌劇《水仙女》(Rusalka)、格里格的許多鋼琴抒情小品等;第三類是直接抒發作者個人的生活體驗和內心感情的作品，如德沃夏克的《第九交響曲(自新大陸，From the New World)》等。
音樂體裁和音樂語言
民族樂派在音樂體裁和音樂語言上，都體現出自己的特色。在體裁上，民族樂派主要的創作領域是歌劇、交響曲、鋼琴曲等，它們基本上沿用西歐古典、浪漫派時期的各種音樂體裁，但又開闢了民族化、大衆化的創作道路。許多作曲家常把民間舞曲引入歌劇、交響樂等大型作品中，還把它們作爲獨立的音樂體裁，創作出管絃樂或鋼琴的民間舞曲，如格里格的鋼琴組曲《挪威農民舞曲》(Norwegian Peasant Dances)、德沃夏克的管絃樂組曲《斯拉夫舞曲》(Slavonic Rhapsodies)等。在音樂語言上，民族樂派作曲家除了直接引用民歌或民間舞曲進行加工、創作外，更多的是提煉和吸收民間音樂的音調、節奏、調式、結構、演奏技法等，創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點的音樂語言，其中，民族特點最鮮明的因素體現在調式、旋律及和聲上： 在調式上，許多作品以大小調爲主，同時插入民族民間音樂中特有的各種調式和音階，如各種民間自然調式、升高四級音或七級音的小調、五聲音階、大小調交替，以及少量的全音音階等;在旋律上，不僅具有各自不同的民族風格和個性特徵，也具有共同的特性，如旋律線大多以自然音進行爲主，以有別於晚期浪漫主義音樂中常見的變化音進行，給人以質樸親切之感;其節奏複雜多變，節拍不對稱，變換亦不規則;在和聲上，其手法尤爲大膽、新穎，富於描繪性和色彩性，出於不同表現的需要，創造性地使用特殊結構的和絃、復和絃，以及各種和絃的意外性連接，有時突出傳統或民間調式功能和聲，有時又故意模糊其功能作用，造成調式與和聲的朦朧或不明確性，這在某些方面預示了印象派的和聲語言。
19世紀民族樂派的創作不僅繁榮了東歐與北歐的民族音樂，在其國家民族、民主運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而且，也豐富和發展了19世紀及20世紀初歐洲的音樂文化，也對後來的印象主義音樂和20世紀的音樂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