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社會矛盾發展的產物。它的產生和發展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早期新自由主義創立時期、新自由主義受冷落與自我雕琢時期、新自由主義勃興時期、新自由主義政治化和向全球蔓延時期。
創立時期
新自由主義作爲一種經濟學理論、思潮，產生於20世紀20~30年代，是由這個時期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環境造成的。一方面，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和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結束對奧匈帝國的百年統治，自由資本主義開始向壟斷資本主義轉變;另一方面，隨着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蘇維埃政權和計劃經濟的建立，出現了實踐中的社會主義。前一方面既是對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一種肯定，也是對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挑戰;後一方面則是對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一種壓抑與刺激。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纔出現了早期的新自由主義思潮。20世紀20~30年代發生了一場以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哈耶克爲首的新自由主義者爲一方，以波蘭經濟學家蘭格爲另一方的關於“經濟計算”問題的大論戰。整個論戰雖無果而終，但卻成爲新自由主義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的一個里程碑。
受冷落與自我雕琢時期
20世紀30年代爆發了一場席捲了整個世界的經濟大危機。30年代大危機徹底暴露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弊端，它不僅是對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基礎———薩伊定律(供給會自動地創造自己的需求)的一次全面否定，而且實際上宣告了自由競爭時代的結束。在人們願意在手頭持有更多貨幣的靈活偏好、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和投資邊際收益遞減等三大規律的作用下，曾長期驅動經濟增長的私人與企業的消費和投資熱情全面衰退，有效需求不足迅速普遍化，併成爲經濟運行的一種常態，因而迫切需要國家出面來干預經濟生活。於是，着重主張以擴大政府支出創造需求和通過政府幹預推動經濟增長的凱恩斯主義便應運而生。“羅斯福新政”則以政策實踐的形式表明了凱恩斯主義的有效性，並使凱恩斯主義上升爲主流經濟學，主導宏觀經濟運行長達40年之久。這40年既是國家干預主義盛行和取得成功的“凱恩斯時代”，同時又是新自由主義受到冷落、新自由主義者着手對其理論進行精雕細琢，並使之系統化的經院修煉時期。有關新自由主義的很多重要著述就是在這個時期成文的。
勃興時期
以20世紀70年代初期爆發的兩次石油危機爲導火線，導致整個世界陷入了“滯脹”(高通脹、高失業、低經濟增長)的困境。面對“滯脹”，凱恩斯主義政策束手無策。“滯脹”是由技術進步使生產率提高、且在資本追求剩餘價值(利潤)最大化過程中導致失業增加，經濟過度開發導致能源極度短缺和成本的迅速上升，政府過度干預導致政府膨脹、政府開支增加、企業稅賦加重等多種原因所致。但是新自由主義將其歸結爲國家干預過度、政府開支過大、人們的理性預期導致政府政策失靈所致。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義適應這一需要，伴隨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上臺，在否定凱恩斯主義的聲浪中，佔據了美英等國主流經濟學地位。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把反對國家干預上升到了一個新的系統化和理論化高度，是“對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又稱新自由主義爲新保守主義。
政治化和向全球蔓延時期
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着高新科技革命興起，生產力巨大發展，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向國際壟斷髮展。適應這種需要，新自由主義開始由理論、學術而政治化、國家意識形態化、範式化，成爲美英國際壟斷資本推行全球一體化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標誌性事件是1990年由美國政府炮製的包括十項政策工具的“華盛頓共識”。正如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明確指出的:“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經濟爲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並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實施”。“其基本原則簡單地說就是：貿易經濟自由化、市場定價(‘使價格合理’)、消除通貨膨脹(‘宏觀經濟穩定’)和私有化。”在該書的導言中，羅伯特·W·邁克傑尼斯則對“華盛頓共識”的本質內涵給出瞭如下簡明概括：“華盛頓共識”具有“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三重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