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平之治，是指北宋宋真宗趙恆在鹹平(998年-1003年)年間出現的治世。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政治
反腐倡廉
廉政理念告誡百官
宋真宗在位得益於他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舉措。
首先，宋真宗有一個傳諸後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頒佈了告誡百官的《文武七條》：
1.清心，要平心待物，不爲自己的喜怒愛憎而左右政事;
2.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潔;
3.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勢壓人;
4.務實，不要貪圖虛名;
5.明察，要勤於體察民情，不要苛稅和刑罰不公正;
6.勤課，要勤於政事和農桑之務;
7.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種弊端。
這《文武七條》均是廉政之舉，是宋真宗苦心孤詣的安排，也是百姓們的熱切期望。在宋真宗看來，“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頭，就能實現“德治”。“德治”就是以道德教育，啓迪官吏的道德良知，使之不去越軌，但它必須與“法治”相結合：以法律約束，令其奉公守法，不敢貪污。爲達到《文武七條》之“奉公”(廉潔奉公)宗旨，宋真宗倡廉工作的一大重點是加強監察官員自身的廉政建設。
官員選拔任用制度
宋朝有一整套嚴謹有效的官員選拔任用制度。宋代嚴明賞罰，官員有試用期，試用官員轉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員保舉，按規定，官員不得保舉曾犯有貪污罪的官員轉正。宋朝允許在職官員參加科舉考試，考中者可提前轉正或越級提拔，但曾犯有貪污罪者不許參加科舉考試。又規定，凡重要職務和接觸錢財的職務，一律不允許曾犯貪污罪者擔任。宋朝官員通常定期升級，但曾犯貪污罪的官員升遷則舉步維艱。一個官員若犯貪污罪，其上司、曾薦舉過他的官員都要受到處罰。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範下屬犯貪污罪，薦舉者很關心被薦舉者的德行，這樣，只有才德兼備者才能被選拔進入官員隊伍，自然而然，官員的貪污行爲也就相應減少。
同時，宋代吏部還建立了官員檔案，凡犯貪污罪者都記錄在案。宋代還規定，這些犯罪者，每次晉級或調動職務時，都要向吏部主動申報自己曾犯過貪污罪，並規定，此類官員不得隨意更改姓名。這樣的規定，動員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監督力量，杜絕了貪污腐敗者上升的空間，並將他們置於嚴密的監管體系中，避免了他們再次搞腐敗的可能。
瀆職懲處制度
宋朝建立了一套監察官員的瀆職懲處制度、選拔的標準和職務迴避制度。宋朝對具有紀委職責的監察官員有着嚴格的規定，甚至監察官違反出巡制度都要受到處罰。還特別規定了監察官失察、自身貪暴受懲處的制度。對於失察的監察官，宋真宗實行嚴厲的處罰。還特別規定了監察官失察、自身貪暴受懲處的制度。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九月，宋真宗“詔諸路官吏蠹政害民，轉運使、提點刑獄官不舉察者坐之”。史載王曙爲河北轉運使，“坐部吏受賕，降知壽州” ;張觀任解州通判，因“鹽池吏以贓敗，坐失舉劾降監河中府稅” ;河北路走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邊肅貪縱故也” 。
據有關史籍的記載，宋朝監察官員臺官(御史)的選拔，有嚴格的標準：首先要“鯁亮敢言”，廉潔無私，糾彈不避權貴;其次要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和從政的實踐經驗。宋朝規定，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強調薦舉具有基層實踐經驗的官員充當御史;三是實行官親迴避制度。凡宰執所薦之人，以及宰執子弟，親戚和屬官，一概不得充任臺官。宰執不得薦舉御史，宰執所薦之人不得爲御史，以及與宰執有親嫌、同鄉關係或爲其屬官者也不得任御史。因爲宰相奏舉御史，御史必然與宰相結黨營私，把朝政搞得烏煙瘴氣。這正是宋朝三令五申不準宰執奏舉御史的原因所在。
因爲這些廉政舉措，所以宋真宗和他的後來者們創造了一個政治清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雙豐收的宋王朝。
虛懷納諫
宋真宗即位後，提拔了李沆、呂蒙正、夏侯嶠、楊礪等人擔任宰相和執政大臣，保留了張齊賢、呂端等。這些人大多能夠做到忠於職守，使得此時期政治較爲清明。
宋真宗能較能聽取各方意見。他在即位後就通過御史臺向轉達他的意思，要京師內文武百官凡是他施政有誤、看到利病、對軍事有好的建議，都可以直接向皇帝遞奏摺。如張齊賢在鹹平元年(998年)完成了“編敕”的編撰工作，成爲正式法律《刑統》之外的重要補充。提出了職田，廢除了江南前面幾朝苛捐雜稅的建議。重用寇準，使其在澶淵之盟時能夠力挽狂瀾。
在鹹平元年鹹平元年(998年)四月，他下令各路轉運使輪流到京師向他述職，講述所在地情況。鹹平二年(999年)，遇到大旱，要求“直言極諫”，他會給予提出好意見的人賞賜。也是這一年，他對身邊大臣說他每天看奏章近百份，很有收穫，他要大臣們也要看，並且把其中有益的方案挑出來。此後，他也多次下詔徵求“直言”，所以這段時間上書言事特別多。
謹慎用法
宋真宗本人很厭惡嚴刑峻法，主講謹慎用刑。又下詔廢除了斷截手足、鉤背烙身等刑罰，禁止使用法外刑法，也嚴厲批評軍中對逃兵施以的烙傷手腕、敲碎脛骨等做法。同時對私鑄銅錢、私造管制武器等重罪都減輕處罰。對待嫌疑犯上，宋真宗不允許使用酷刑、搞刑訊逼供。在景德四年(1007年)，有個叫潘義方縣尉對嫌疑犯朱凝嚴刑拷打，並用牛皮套頭，勒令招供。朱凝受不住作了假證，後來經查明，宋真宗撤了潘義方的職，並向全國通報此事，嚴令不許嚴刑逼供。
同時在京設立糾察刑獄司，地方設立提點刑獄司，負責對各種刑事審判、刑罰、監獄進行監察。凡是判處徒刑之上的罪都必須要向此機構通報，這個機構有查詢複審的權利。如果初審官員處理不當，此機構有權向朝廷提出，並對該官員提出彈劾。如電視劇《包青天》那種審理案件方式在宋代是不可能存在的。
宋真宗經常跑去主持各種審決在押囚犯，特別是幾乎每年夏天都搞一次“慮囚”，處理一些長期關押的囚犯，免得他們在監獄待時間過長受苦。另外他的親自下問審理一些重大貪腐案件，如齊化基案、孫樸案等。
官員考覈
宋真宗時所制定的專門用於專核監督官吏的《州縣三課》，也是將“公勤廉幹”列爲首條。，“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爲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身者爲次，畏懦貪猥爲下。”宋初，內外官任滿一年，爲一考，三考爲一任。特別對法司之官，既有明確的轉官年限，也有嚴格的考課與迴避制度。
宋代官員有試用期，試用員轉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員保舉，按規定，不得保舉曾犯有貪污罪的官員轉正。宋朝允許在職官員參加科舉考試，考中者可提前轉正或越級提拔，但曾犯有貪污罪者不許參加科舉考試。又規定，凡重要職務和接觸錢財的職務，一律不允許曾犯貪污罪者擔任。宋朝官員通常定期定級，但曾犯貪污罪的官員升遷則舉步維艱。
一個官員犯貪污罪，其上司、曾薦舉過他的官員都要受到處罰。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範下屬犯貪污罪，薦舉者很關心被薦舉者的德行，這就使官員貪污受到牽制。宋代吏部設有官員檔案，凡犯貪污罪者都記錄在案。宋代還規定，這些犯罪者，每次晉級或調動職務時，都要向吏部主動申報自己曾犯過貪污罪，並規定，此類官員不得隨意更改姓名。
制式改革
歲末年節時，皇帝賜臣僚宴飲，既是增進君臣關係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時機。歷朝皇帝都有此舉措，宋真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賜近臣歲節宴於宰相呂端第，自是遂以爲例。”另外，有資格參加節序賜宴官員的範圍較前期大爲擴大，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二月，“舊制，節序賜宴，惟皇族、近列、諸帥、內職。三月甲子，始詔自今上巳、重陽，三司副使、判官及館職事官並別置會。其後，知雜御史、三院御史、法官、開封府判官亦預焉” [16] 。即從原來的內朝高官擴大到外朝一般官員。同時，節日時還饋送朝臣節物，並客省齎籤賜羊、酒、米、面;立春賜春盤。寒食神(食炎)、餳粥。端午糉子，伏日蜜沙冰，重陽糕，並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賜冰。享受饋送節物的官職之廣，幾乎包括文武百官;節日之多，幾乎全部囊括。
宋真宗“詔自今伏日並休務”，增加了官員伏日的休務假，對官員節日之外的事假也較以前靈活，將祭奠亡親的私忌假的範圍擴大到所有官員，私忌日給假一天，並新創了餞行假。一些節假，不僅只施行於官員，那些爲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給在福建險惡山路上運送官物的軍士以旬假和節假。
從現有史料記載來看，宋真宗時期官員約一萬餘人。此外，還有數十萬在各級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級武職人員及其家屬。其中，文武官員每年可休傳統節假，還有新設假日。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工商業最發達的朝代，也是人民生活水準最高、官吏的俸祿最高的朝代，是市民階層最強大、最富裕的時期。
軍事
宋朝與北方的遼朝之間已有多次較量，雙方大體旗鼓相當，互有勝負。不過，從總體看來，大宋有由主動進攻轉向被動防禦的趨勢。不同於歷史上同樣那些大一統的王朝，北宋的北邊沒有那道萬里長城可以依賴，也沒有產馬地建立大規模騎兵部隊，而且由於幽雲十六州(今北京、天津、山西北部、河北北部一帶)沒能收復，戰略要地盡失。中原北部就是一馬平川，無險可守，遼騎兵隨時可以南下飲馬黃河。
宋真宗對於邊事十分謹慎，史稱“凡邊事，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
經濟
儘管北宋的面積、人口、資源都比唐朝差得多，但北宋經濟繁榮，邊貿紅火，尤善商賈，貢賦通達，稅收富足，這些是唐朝無法比擬的。遇到風調雨順的好年景時，收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災害頻仍，歲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那時，宋朝富甲天下，經濟總量佔世界的80%，其一年的鑄錢量最高可達五百萬貫。北宋時期官員贓罪(貪污)的現象卻減少了，尤其與相距較近的唐朝、明朝相比，更是稀少。
宋朝的國家財政收入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天禧五年(1021年)，其總額已達15000萬。
減免賦役
鹹平元年(998年)，時任度支判官毋賓古向王欽若提到：“自五代以來，各地拖欠賦稅數量很多，百姓無力繳納，但是官員經常去催收，可是因爲賬上掛着，基層當官的就年年下去催要，並且藉機勒索，這都成了一大社會問題。我上奏聖上免去這些賦稅”。 王欽若聽了後，立即安排手下人，將這一方面的有關數字統計清楚，並且搶先一步，向宋真宗遞上了毋賓古打算遞的這麼一份報告。宋真宗看了報告說：“先帝怎麼沒想到這麼做呢?”王欽若回答：“先帝當然知道這麼做，只是留給陛下用來收天下人之心罷了”。宋真宗聽後覺得很有道理，立即下令實施。
鹹平元年(998年)四月十六日宋真宗下令，凡是遠年拖欠的田賦一律免掉，因爲欠錢被抓進監獄的一律釋放。三年後，讓各地認真核查落實，最後統計結果，共免除各處各地賦稅一千餘萬貫石匹兩等，宋真宗還親自審問因欠錢入獄的人，一連審了七天，又釋放了2600多人。免除債務達260萬。 並讓有關部門重新審問有關拖欠政府錢物檔案，凡有冤屈的重新處理。老百姓紛紛稱讚宋真宗，這一來，他對王欽若的印象就更好了。 後宋真宗多次下詔要求免除或減免各地賦稅，用以賑災和其他用途。如鹹平四年(1001年)閏月十八日，河北發生饑荒，減免賦役，併發糧食以賑災。另外下令減少服徭役的人數，根據鹹平四年統計，此次共減少195,802人。恢復死刑複覈，釋放大批宮女等。
除此之外，宋真宗還辦了不少實事。如四川地區貼錢貶值，他得知後，立即下令調高折算比率。同時減少了大量服雜役的人，連他自己家族裏所用的絲織品也進行了削減。
重視農業
宋真宗本人對農業十分重視。在景德三年(1006年)下詔要求各級地方長官官銜上一律加上“勸農使”或者“勸農”等字，鼓勵農民努力務農。又在景德二年作《景德農田敕》這部農業法規，以此規範農業生產和流通中的各種事項，並在後面很長時間內一直沿用。同時，大量印刷各種農業書籍分發給各地方官，讓他們認識農事，並大力在推廣高產作物占城稻。畝產量從唐代的2石(158640克)提升到北宋初的3石(227800克)，至南宋更是高達5、6石(379800克-455760克)。墾田數目提升到524，758，432宋畝，突破唐代5億畝的最高值。
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宋真宗下詔廢除農具稅。並且在東封西祀時，宋真宗也堅持不徵調農民服徭役而用軍兵，也要求隨行人員不得踐踏莊稼。
除此之外，宋真宗十分討厭浪費糧食，多次下詔禁止丟棄糧食，並威脅“違者治罪”。
平抑糧價
宋真宗下令在全國推廣“常平倉”制度，常平倉起源戰國李悝平糴法，有儲量備荒和穩定物價的功能，宋真宗時政府規定：每年夏天由地方政府依照本地人口墊資購糧，以每戶一石計，設倉儲存，一旦遇到糧食價格上漲就減價賣給平民，達到平抑糧價的效果。另外設有專人管理，出陳如新，防止糧食腐爛。
常平倉制度對於災年幫助平民渡過難關，穩定社會起到重要作用。
增加徵榷
宋真宗政府對所徵收各種禁榷和商稅作了嚴密的規定，每個商業稅徵收點(稅場)都立了一個原始的定額稱爲“祖額”，一個按實收數確立的定額稱爲“近期”。每屆和每年都會對比，以此來獎懲官員。宋真宗時期規定所帶的是商業稅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如酒類稅在至道三年(997年)僅有121萬貫，但到了天禧三年暴漲至901萬貫，增加6培有餘。同時政府規定各地應向中央繳納那種物資的數額，使中央財政有了保障。
但遇到災變時規定執行不是很嚴格並會有修正，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七年時候遇到蝗災。真宗下令成立詳定茶法所，修訂稅法，否決三說、四說法，並作出弛禁通商的重大決策。
耕種技術
在宋朝的北邊有一個比宋建國還早的遼朝。在宋真宗上任前，兩國之間已有多次較量。給人的感覺是雙方大體旗鼓相當，互有勝負。不過，總體看來，宋朝逐漸由主動進攻轉向被動防禦。 [25] 與歷史上其他那些大一統王朝不同，北宋的北邊沒有萬里長城作爲防禦北方遊牧民族政權的屏障，由於幽雲十六州(今北京、天津、陝西、河北北部一帶)自五代石敬瑭割讓契丹以來經後漢、後周直至北宋均未能收復，這就使得中原北部就是一馬平川，無險可守，遼朝的騎兵隨時可以南下飲馬黃河。
唐末五代時中原就已經喪失產馬地，無法建立大規模騎兵部隊，爲了抵禦遼國騎兵，宋真宗大量地採用了宋太宗時的辦法：多開溝渠，多種水田，稱爲“塘泊”，使其深不可舟行，淺不可徒涉，形成有河網、溝壕、水田、澱泊組成的“水長城”。
鹹平四年(1001年)，還在今徐水周邊，引鮑河水以“隔限敵騎”。景德元年(1004年)，又以定州爲中心，開挖連接唐河、沙河、界河的運河，有效地限制了敵方騎兵。除了開河渠外，還大力推廣一種“方田”，就是在田地內開挖方格式的水渠網。有的水渠達五尺寬，七尺深。趙恆在開挖河渠的同時，還大置屯田，積糧備戰，並啓用老將曹彬威懾武將。他還親自選拔精兵強將，對火兵器也給予了重視。宋軍人數從太祖末期的66萬人(作戰部隊35萬人)，增加到宋真宗在位末年的91萬人(作戰部隊43萬人)，大部分都是這一時期增加的。
鹹平四年(1001年)9月，宋真宗外出“觀稼”。沿途百姓看到他的儀仗後，竟自發地歡呼“萬歲”。宋真宗在統治前期就這樣樹立了自己的“仁義天子”形象。總而言之，宋真宗在即位之初，廣開言路，勤政治國，較清明的政治和日趨繁榮的經濟，使北宋社會出現了“鹹平之治”的小康局面。
文化
自創節日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宋真宗下詔規定以正月初三(天書初降日)爲天慶節，休假五日，不掃地、不乞火，不汲水，與歲朝相同。這一天建醮集會，真宗賜宴並饋送朝臣節物;第二年，即1009年，又下詔全國各地設置天慶觀，以便於天慶節的建醮集會，還令人修《天慶道場齋醮儀式》一書，頒發全國各地。於是一千年前的正月初三，大宋官員幸福地過上了“天慶節”，而這種幸福竟紛至沓來：1009年五月，“詔兗州長吏以天書降泰山日詣天貺殿建道場設醮，以其日爲天貺節，令諸州皆設醮。”天貺節的慶祝活動已開，隨之大中祥符四年正式規定“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爲天貺節”;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又新設了兩個節日—先天節和降聖節。
皇帝新創節日，並不始於宋真宗，而是在中唐以後。但就皇帝新創節日之多、調動參與節日活動的官員範圍之廣、並使之成爲國家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的，則起於宋真宗時期。宋真宗新設的五節中，均規定不得用刑，禁行死刑，到大中祥符五年又明確規定了節日禁行死刑的天數：天慶節七日，天貺節一日。後又對大辟罪在節日期間的行刑問題進行了詳細規定，在前面禁刑七日的基礎上延長爲：天慶節、先天節、降聖節、承天節，前七日後三日，天貺節、天祺節仍一日。這對宋代死刑執行制度的完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對老百姓來說，是件大好事。
真宗把國家政治生活中大事的日子新設爲節日，並制定詳細的活動內容，還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劃撥大量經費以保證節日活動的開展，這對官員休假制度等都起過重要的作用，而且對後世乃至當代官方節日的建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現代的休假還是拜真宗之所賜)。 宋真宗封禪及增設節日，以及他對傳統節日的重視，不能一以個“愚民政策”或“勞民傷財”就否定了，它在有着文化和政治意義的同時，客觀地推動了消費，增加了社會消費時間，促進了商業經濟的繁榮。
重視文教
1009年十一月，宋真宗作了一篇文章，膾炙人口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就是出自他的名篇《勵學篇》。
河南虞城富人曹誠在商丘建學舍150間，聚書1500餘卷，“博延衆生，講習甚盛”，宋真宗賜名“應天府書院”，爲中國四大書院之一。
重視儒家
宋真宗追封孔子弟子顏回等十人公爵，曾參等62人侯爵，封先儒左丘明等19人伯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