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漢高祖劉龑(889年―942年)，又名劉紵，初名劉巖、劉陟， 蔡州上蔡(今河南上蔡)人，郡望爲彭城劉氏。封州刺史劉謙第三子，清海、靖海節度使、南海王劉隱之弟，南漢開國皇帝。其祖因經商南海，遷居泉州(今屬福建)。劉龑初掌軍事之時平定嶺南東西兩道諸割據勢力，控制嶺南，西與馬楚爭奪容桂之地，攻佔了容邕兩管(今廣西西部、南部及廣東部分地區)。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乾化元年(911年)，其兄劉隱去世，劉龑爲權知清海軍留後，後梁授劉龑爲清海軍節度使，封南平王。貞明三年(917年)，劉龑稱帝，建都番禺，改稱興王府，國號大越，次年改國號爲漢，史稱南漢。據有今廣東、廣西及雲南一部分。劉龑在位時期，依靠士人治政，盡任士人爲諸州刺史;還通過科舉，每年錄用進士、明經十餘人爲官，避免武職官據地稱雄之患。但劉龑及其繼任者均爲荒淫殘暴之君，廣聚珠寶珍玩，大興土木。爲了課斂重賦並鎮壓人民的反抗，濫用酷刑，民衆不堪其苦。光天二年(942年)劉龑去世，廟號高祖，諡號天皇大帝。
爲政舉措
政治
爭取支持
唐朝末年，四海鼎沸。相對而言，嶺南卻是一塊平靜的“樂土”。從中原南遷避難的封建士大夫爲數不少;原在嶺南做宮的，也都在此落戶。這些封建士大夫對劉氏是否支持，對南漢的立國和穩定，是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的。劉龑很清楚這一點。因此，他繼承了其兄禮賢下士的作風。據史籍記載，當時客居嶺表或土著的士大夫，著名的有王定保、倪曙、劉槽、李衡、周杰、楊洞潛、趙光裔等。這些士大夫在劉隱作鎮嶺南時，曾得到劉隱的“招禮”，“皆闢置幕府，待以賓客”。他們爲劉隱在嶺南擴展勢力，鞏固地位作出了貢獻。劉龑兄終弟及，在嶺南建國後，將這些士人安置在國家的重要職位上。不僅如此，劉龑還注意解決一些士人的後顧之憂，使他們真心實意，腳踏實地地爲南漢政權服務。
在地方，劉龑接受兵部侍郎楊洞潛的建議，一改唐末以來以武人爲刺史的流弊，主要任用士人爲州刺史，“稗宣政教”，使“民受其福”，這一做法，使南漢地方吏治比較澄清。在史籍中，可以看到一些南漢地方官施行惠政的記載。如禎州(廣東惠州市)刺史簡文令“盡心民事”;得州(廣西桂平縣)刺史劉博古“有惠政，民多愛之”;郴州(湖南郴縣)刺史陸光圖“至郴，周恤窮民，招輯兵士，民皆呼爲‘陸父’”。相反，州縣官吏貪濁殘暴的記錄卻不多見。當然，這並不能說明南漢地方上真的沒有貪官污吏，但這至少可以說明，南漢的地方吏治，總的來說，比以武人爲刺史的中原王朝或其他割據政權要好。文士爲官，縱或貪濁，其危害性總不如武人作官，愚魯不馴，性貪行暴，動輒興兵作亂，荼毒一方。南漢統治嶺南半個世紀，歷四主，除劉龑外，其餘三主都屬荒淫暴虐，政治腐敗。而南漢不致出現重大動亂，這大約與劉龑用文人治州縣，手無兵柄，吏治較清;中央雖亂，地方不亂，嶺南人民還能勉強維持生計有關。
另外，在拓展南漢疆域方面，劉龑也得到士人的大力協助。例如，劉龔興師平定鎮南(廣東羅定縣)叛亂，擊敗馬楚對嶺南西道的爭奪，累戰俱捷，盡有五管之地，就是因爲得到兵部侍郎楊洞潛的協力襄助。
藩鎮體制
劉隱成爲清海軍節度使後，竭力延攬中原名士和手下得力干將，日益完善其藩鎮體制。待劉龑時期，已經形成了頗具規模和有決策能力的成熟的藩鎮幕職官系統。劉氏藩鎮中的幕職官包括文職和武職兩大職分。節度使府的主要文職有副使、行軍司馬、判官、掌書記、參謀、推官、衙推等;藩鎮幕府中還有不少武職，如都知兵馬使、兵馬使、都虞侯、虞侯、都押衙、押衙、都教練使、教練使、都指揮使、指揮使等，這些人員大抵出自行伍，是藩鎮節帥駕馭其魔下軍隊所倚重的軍事指揮骨幹。
宗廟制度
劉龑即位伊始，即仿效歷代王朝之例，建立起宗廟制度。“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 南漢國主除建立廟號之外，還承古制，行祭祀之禮。劉龑即位的第二年，即南漢乾亨二年(918年)十一月，“祀南郊、大赦”。《南海百詠》中記載：“一德由來可享天，東磷牛祭亦徒然，荒涼到處遊糜鹿，誰識郊壇八面圓。” 黃佐《廣東通志》中記載：“劉王郊臺，在城西硬步，即漢臺故址，南漢時郊於其上。”
外交
南漢與楚、南唐和閩相鄰。這幾個國家，對南漢的治亂安危有重要影響。劉龑通過通婚、遣使聘問等途徑，與諸鄰國建立睦鄰關係。劉隱在位時，爲睦鄰，曾嫁女與楚國主，是爲馬皇后。劉龑建國後，馬皇后已死。當時，楚國勢力較強，與南漢爭奪嶺南西道發生摩擦，兩國友好關係陷入僵局。南漢兵部尚書趙光裔意識到楚國對南漢的潛在威脅，對劉龑說，“自馬後崩，未曾通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劉龑根據趙光裔的推薦，委派“有使臣才”的諫議大夫李纖出使楚國，重修舊好。楚國也遣使報聘。兩國握手言和。南漢與吳、南唐、閩也是使者往來頻繁，關係十分友好，極少發生爭戰;與蜀和雲南鏢信(唐時的南詔)等政權也有“遠交”關係。封建史家對南漢的外交政策很讚賞，說南漢“睦鄰封，續舊姻，寧邊鄙，弧敵兵”;“行李往來，常勤聘問，區區嶺外，晏然小安”。 劉龑“講信修睦，以通鄰好”的外交政策，維護了嶺南的安定局面，使嶺南人民得以休養生息 。
經濟
從唐朝中後期始，嶺南地區的經濟已有長足的發展，成爲一個極富特色的經濟區，號稱“富饒之地”，是唐朝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之地。唐末戰亂，黃巢義軍雖曾進軍嶺南，但對嶺南經濟並未造成嚴重破壞。經濟的發達，促進經貿的繁榮;加之劉龑出自富商之家，具有重商思想，富有從商經濟。因此，在他統治時期，鼓勵發展經濟貿易。當時，“嶺北商賈至南海者”，他“多召之” 。還“與嶺北諸藩歲時交聘”。這除了推行睦鄰政策這一政治因素外，藉此進行經濟貿易，互通有無，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尤其是西通黔蜀，其經濟意義應是佔主要地位的。南漢的經貿活動，最令人矚目的，還是在於對外貿易方面。廣州地處南海，以其優越的地理環境，很早就成爲中國對外貿易的一個重要中心。五代時期，雖中國戰亂，經濟殘破，對外貿易已大大萎縮，但廣州在南漢統治下，對外貿易規模雖不及盛唐之時，卻也持續不衰。這與劉襲在位時，着意招徠海商，“籠海商得法”有密切關係。外貿的結果，使南漢獲得豐厚的利益，“內足自富，外足抗中國(中原王朝) ”，號稱“富強”。劉龑重視商業，扶持經貿，主觀上純粹是爲了滿足南漢統治者奢侈腐化的生活需要，但在客觀上，卻促進了嶺南經濟的發展和繁榮。
文化
劉龑接受楊洞潛的建議，興學校，倡教育，置選部，行貢舉。貞明四年(918年)，即南漢建立次年，就舉行科舉考試，錄取進士、明經十餘人。以後，科舉取士“歲以爲常”。劉龑重視文教，重用士人，刺激了嶺南文化事業的發展。南漢在音樂、曆法、詩賦等文化領域，都有一些建樹。如陳用拙，自少學習禮樂，“尤精音律”，著有《大唐正聲琴籍》十卷，其中載錄了琴家對操名的論述，以及古帝王名士善琴者事蹟;又以古調缺徵音，補新徵音譜若干卷。周杰精於歷算，鑑於傳統《大衍曆》中的記述與現存算法有出入，所以著《極衍》二十四篇。黃損曾與都官員外郎鄭谷、僧人齊已定近體詩諸格，爲湖海騷人所宗 [3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