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懷王熊槐，羋姓熊氏，楚威王之子，楚頃襄王之父，戰國時期楚國第37位國君，在位共30年。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楚威王十一年(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去世，熊槐繼位，史稱“楚懷王”。 在位期間，他曾破格任用屈原進行改革，但變法半途而廢。楚懷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擊敗魏國，奪取八城;楚懷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擔任五國聯盟的縱長，合縱伐秦;楚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6年)，滅亡越國，拓境江東。但是，他也曾在楚懷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發動丹陽、藍田之戰，損兵折將、痛失漢中;又在楚懷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01年)經歷垂沙之戰 的大敗，國土淪喪。 楚懷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楚懷王與秦昭襄王在武關會盟，秦國將他扣押，脅迫他割讓巫郡、黔中郡，被他斷然拒絕。楚頃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楚懷王客死於秦。梓棺返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
爲政舉措：政治
重視法治
楚懷王是一位重視法治的君主。一方面，他關注法律的制定，曾經任用屈原草擬、發佈憲令，楚國一度得以富強。屈原《惜往日》開篇的“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就回顧了當時的場景。 此外，《包山楚簡》記載，在楚懷王時期，楚國已經形成了嚴謹的法制體系，並且有了完備的成文法典來指導法律的執行。楚國在民事、刑事、行政、軍事等社會生活的多個方面已經使用法律來調節與控制，並已形成了嚴密的司法審理流程。
另一方面，楚懷王本人也對司法環節表現出關切。《包山楚簡》中的許多簡文，證明下層官員可以越級將刑事告訴懷王，楚懷王會親自過問;有的案件，甚至由他親自審理，並做出判定。由此可見，楚懷王對國事是比較關心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楚國境內一度十分安定，故有“楚治”之說。
改革積弊
儘管楚懷王對法律比較重視，但面對楚國的積弊，他缺乏堅定的改革決心，使得變法半途而廢。
在中央方面，朝廷貪腐之風橫行，一些舊貴族大臣“厚賦斂於民”，壓迫百姓。 此外，楚廷還存在着言路壅蔽、結黨請託等問題，權貴相互勾結，排擠有識之士。因此，屈原提出了“勵耕戰、舉賢能、反壅蔽、禁朋黨、明賞罰、移風易俗”的主張，進行變法。 但改革觸動了權貴階層的利益，遭到了他們的抵抗，改革最終失敗。《呂氏春秋·察今篇》曾用“刻舟求劍”的典故來比喻楚國法律的僵化。
在地方管理方面，戰國時期，列國除齊國外都普遍實行郡縣制與封君制並行的制度，楚國也是如此。楚懷王在位期間，曾在漢中、江東、新城設郡;此外楚國還有巫郡、黔中郡等。楚國的封君則主要分封在漢、淮流域， 和其他各國一樣，這些封君有徵稅權等經濟特權以及行政權，而無立法權、兵權。但與他國不同的是，楚國的封君很多都出自世襲，並且數目尤其衆多。這些封君曾經阻撓吳起變法，又攫取了地方財政收入，其封邑將國土零碎分割，無疑將帶來“貧國弱民”、削弱國力的嚴重後果。
黨爭誤國
楚懷王時期，楚國人才濟濟，既有昭陽、景翠、屈原、召滑、昭魚、昭雎、景鯉、唐蔑等本土士人，又有陳軫、杜赫 [208] 、吾得 [209] 、蘇厲等客卿。但是，懷王朝的黨爭非常激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屈原因上官大夫的讒言而見疏的事例，屈原因此感嘆“衆女嫉餘之蛾眉兮，謠諑謂餘以善淫”。 其實，這並非屈原的一家之言。在垂沙之戰後，蘇子曾面見楚王，言談中側面反映了楚廷清、濁流大臣傾軋爭鬥的現狀：“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人臣莫難於無妒而進賢。……無妒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末句雖有誇張之嫌，也反映了楚廷的政治鬥爭非常普遍，到了危及國家的程度。
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是楚人也有被排擠的，更別說那些外來客卿了。 楚懷王在位時，重用貴族大臣，客卿相對被輕視。 惠施曾經流落到楚國，楚王不予留用 ;陳軫曾在楚國任職，但朝中權貴“欲公之去也”，陳軫也不得不出走齊國。 這些人才的流失，無疑會對楚國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在權貴腐敗以及朝廷黨爭的雙重影響下，楚國爆發了莊蹻之亂，造成了“楚分爲三、四”的嚴重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