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沅(1730年9月29日—1797年8月24日) ，字纕蘅，小字秋帆，自號靈巖山人，江南鎮洋縣人，清代著名學者。接下來本站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幼年喪父，師從沈德潛，喜歡金石地理之學。考中舉人，授內閣中書，遷軍機章京。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狀元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歷任侍讀學士、太子左庶子，實授甘肅鞏秦階道臺、安肅道道臺、陝西按察使、陝西布政使。河南巡撫、湖廣總督。嘉慶帝即位，賞輕車都尉世襲。嘉慶二年(1797)年，病逝，獲贈太子太保。受到和珅案牽連，坐罪抄家，革除世職。著作有《續資治通鑑》，又有《傳經表》《經典辨正》《靈巖山人詩文集》等。
軼事典故
才子慈母
畢沅幼年就失去父親，全靠母親張藻培育成人。張藻是當時頗有名氣的才女，不僅能詩，而且學問淵博，著有《培遠堂詩集》。畢沅在她的調教下，6歲能讀《詩經》《離騷》，10歲便通曉聲韻，善作詩文。隨後，張藻又親自把畢沅送到蘇州靈巖山，拜著名學者、詩人沈德潛和經學大師惠棟爲師，以進一步拓寬視野。後來，畢沅中狀元當官，離開京城到陝西任巡撫，張藻還以母親特有的情懷，作54句270言《訓子詩》，殷切期望兒子“不負平生學，弗存溫飽志;上酬高厚恩，下爲家門庇”。張藻病故後，乾隆皇帝特賜御書“經訓克家”四字褒揚。畢沅爲了銘記母親和皇上的恩賜，特將室名稱作“經訓堂”，將自己的詩文集名爲《經訓堂集》。
忠厚得福
在軍機處任職的時候，畢沅與同事諸重光、童鳳三等人都是舉人身份。爲了有個更好的前程，他們三人都參加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禮部會試。考試結束後，他們照常回到軍機處辦理公務。會試發榜的前一天晚上，本該輪到諸重光值夜班，但諸重光急於打聽考試的結果，就毫不客氣地對畢沅說：“今天夜班還須請你代勞。”畢沅不解，便問：“爲什麼呢?”諸重光提高嗓門說：“問題明擺着的，要中狀元書法必須過關。我的書法比你好，明天放榜倘若高中，還有殿試奪魁的希望，得早做準備。你的書法屬中下水平，即使明天榜上有名，難道還想去奪一甲前三名嗎?”畢沅儘管心裏也非常想乘空探聽一下消息，但覺得諸重光的分析不無道理，就答應了他的請求。傍晚值班時，接到陝甘總督黃廷桂一份有關新疆屯田的奏摺，畢沅閒坐無事，便饒有興致地將這篇奏摺反覆看了幾遍，其內容已是爛熟於心。第二天會試發榜，畢沅與諸重光、童鳳三均中貢士。數日之後，他們一起去參加殿試。當時新疆初定，乾隆皇帝準備在那裏搞屯田，於是親自出了與新疆屯田有關的“策問”題。對此，一般士子半天摸不着邊，可畢沅因心中有底，答得特別順手，寫得格外詳實得體，很得主考官們的好評，只因書法稍差，初擬名次時，僅排在第四位。乾隆皇帝閱讀前十名貢士卷時，發現前三名的卷子都不太滿意，讀到第四名畢沅的卷子時，覺得頗對胃口，大加讚賞，便親自改爲第一甲第一名，而書法頗佳的浙江餘姚人諸重光卻屈居第二位。人們都說，畢沅中狀元是忠厚得福。
禮賢下士
畢沅性情儒雅和易，愛才若渴，身邊常名士雲集。當時的著名詩人黃景仁由於不願當官，又不知理財，生活貧寒。一天，畢沅讀到他“一傢俱在西風裏，九月寒衣未剪裁”的詩句，馬上派人送去銀子50兩。黃景仁病逝後，畢沅又出資撫養其老母，還爲他整理出版詩集。祖籍歙縣的著名文人汪中與畢沅沒有見過面，有一次跑到畢沅的衙門，遞給門衛一張小紙條，只說住在某某客店，轉身便走。門衛將紙條呈送畢沅，只見紙條上寫道：“天下有汪中，先生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先生，汪中無窮困之理。”畢沅看罷，哈哈大笑，立即派人送去白銀500兩。在任陝西巡撫的時候，畢沅有一次路過一座寺院，老僧出來熱情招待，談得十分投機，畢沅忽然開玩笑地問道：“一部《法華經》，不知有多少個阿彌陀佛?”老僧從容應道：“我一個破廟老和尚，非常慚愧生成鈍根。大人是天上文曲星，非同一般，不知一部《四書》有多少個‘子曰’?”畢沅不禁一愣，非常佩服老和尚思維敏捷、談吐風雅，於是捐銀爲寺裏添置田產，還把寺院整修一新。
性向成謎
有說畢沅是同性戀者，與名伶李桂官交好，趙翼與袁枚均有詩歌描述李桂官與畢沅之間的情感：趙翼作《李郎曲》，而袁枚爲李桂官的《勸畢公習字》一文作序時也寫了長歌。
死後抄家
嘉慶元年(1796年)，湖北省荊州、襄陽爆發了白蓮教農民起義，規模浩大，得快蔓延到南方各省，前後歷經九年，才被清朝廷鎮壓下去。爲此清朝廷耗用軍費二億兩白銀，相當於四年財政收入的總和。嘉慶元年，清朝廷派兵對湖北的白蓮教農民起義進行鎮壓，軍隊的軍需錢糧委派湖北省安襄鄖荊道道員胡齊侖負責管理。胡齊侖自負責管理軍需錢糧以後，任意侵貪、剋扣，致使領取軍餉的清軍官兵多有怨言。於是兩湖總督景府對胡齊侖經管的軍費收支進行了審計清查。經過審訊得實：胡齊侖在嘉慶元年至二年間，掌管湖北省軍需錢糧，在發放湖北襄陽軍隊的軍餉時，每發一百兩軍餉，扣除戶部在撥款時已少撥的四兩“短平”銀外，又報請當時的湖廣總督畢沅批准再扣除四兩，以備支付按規定不準報銷的款項，此外胡齊侖還利用職權私自加扣二兩。如此三扣兩扣，每發一百兩軍餉，官兵們實得九十兩。胡齊侖經手發放的襄陽軍隊的軍餉一百四十餘萬兩，他私自扣留二萬九千兩，饋送給各營將軍、督撫們花用，其中僅送給一名叫永保的領兵大員就達六千兩。
接到審案官關幹胡齊侖一案的審訊結論報告，嘉慶帝爲此特發上諭，嚴厲痛斥貪污軍餉的行爲，他說：自鎮壓白蓮教以來，至今已有四年了，所耗用的款項達七千萬兩之多。白蓮教起自湖北，而清軍的行賄饋送之風也起自於湖北。前任兩湖總督畢沅，公然將軍需錢糧，任由胡齊侖一人經理，恣意侵扣，實爲罪魁禍首，畢沅現已去世，倘若他還活着，我將立即把他處死，以正國法。即便如此，畢沅死後，家產還是遭到藉沒，全部充公。也就是《清史稿·畢沅傳》所寫的那樣：“(嘉慶)四年，追論沅教匪初起失察貽誤，濫用軍需幣項，奪世職，籍其家。”
相較《清史稿》，《清史列傳》的內容的記載則更爲詳細。嘉慶四年九月，嘉慶帝發佈上諭稱：“迄今匪徒蔓延，皆由畢沅於教匪起事之初，辦理不善，其罪甚重。昨又據倭什布查奏胡齊侖經手動用軍需底帳，畢沅提用銀兩及饋送領兵各大員銀數最多。畢沅既經貽誤地方，復將軍需帑項任意濫支，結交饋送，執法營私，莫此爲甚。倘畢沅尚在，必當重治其罪。今雖已身故，豈可復令其子孫仍在官職?”故將其作官的兒子就地免職。至十月，“追產入官”。
關於這一點，梁啓超曾以同情的口吻寫道：“獨軍旅非所長，且馭下太寬，未免矇蔽，卒坐是被累，身後遭籍沒，論者惜之。”其實，畢沅遠非一個潔身自好者。乾隆末年，當時他爲湖廣總督，福寧爲湖北巡撫，陳淮爲湖北布政使，這三人即官官相護，千方百計婪索民財。當地百姓形容他們三人說：“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蟲蟻;福如狼虎，雖人不免;陳如鼠蠹，鑽穴蝕物，人不知之。”(昭連：《嘯亭雜錄》卷一〇《湖北謠》)
還有一個記載可以對畢沅的人品做一個補充。錢泳《履園叢話》載，和珅當權時，“欲令天下督撫皆欲奔走其門以爲快，而(畢沅)先生淡然置之”。但到和珅四十歲生日時，“自宰相而下皆有幣帛賀之”，畢沅也坐不住了，賦詩十首，“並檢書畫銅瓷數物爲公相壽”。錢泳問他：“公將此詩入《冰山錄》中耶?”畢沅“默然，乃大悟，終其身不交和相”。錢泳所說的《冰山錄》當是《天水冰山錄》，明朝權相嚴嵩被革職，他的被查抄沒收的全部財產，登在《天水冰山錄》中，換言之，那是一份贓物的詳細清單。錢泳的意思很明白，他已經預見了日後和珅的倒臺，於是給畢氏一個忠告;畢氏接受了，遂保持了氣節。
可惜，這只是錢氏的一家之言。清人陳康祺早就指出：“秋帆(畢沅)制府愛古憐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懾於權勢，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畢秋帆死後被抄家，也和捲入和珅貪污案有莫大關係。在陳康祺看來，作爲“畢氏客”的錢泳，對這件事不要提就算了，“惟欲以拒絕權門，歸功於一言之諫沮，其然，豈其然乎?”欲蓋彌彰，倒是弄巧成拙了。
史籍記載
《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二·列傳一百十九》
畢沅，字纕蘅，江南鎮洋人。乾隆十八年，舉人，授內閣中書，充軍機處章京。二十五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再遷庶子。三十一年，授甘肅鞏秦階道。從總督明山出關勘屯田，調安肅道。擢陝西按察使。上東巡，覲行在，備言甘肅旱。諭治賑，並免逋賦四百萬。擢布政使，屢護巡撫。師徵金川，遣沅督餉，軍無匱，授巡撫。河、洛、渭並漲，朝邑被水。治賑，全活甚衆。幕民墾興平、盩厔、扶風、武功荒地，得田八十餘頃。濬涇陽龍洞渠，溉民田。嘉峪關外鎮西、迪化士子赴鄉會試者，奏請給驛馬。置姬氏五經博士，奉祀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陵墓。修華岳廟暨漢、唐以來名跡，收碑碣儲學宮。屢署總督。四十一年，賜孔雀翎。四十四年，丁母憂，去官。四十五年，陝西巡撫缺員，諭：“沅在西安久，守制將一年。命往署理，非開在任守制例也。”
四十六年，甘肅撒拉爾回蘇四十三爲亂，沅會西安軍伍彌泰、提督馬彪發兵討之。事平論功，賜一品頂帶。甘肅冒賑事發，御史錢灃劾沅瞻徇，降三品項戴。四十八年，復還原品，尋實授巡撫。四十九年，甘肅鹽茶廳回田五復亂，沅遣兵分道搜剿。上命大學士阿桂視師，沅治軍需及驛傳供億，屢得旨獎勵。
沅先後撫陝西十年，嘗奏：“足民之要，農田爲上。關右大川，如涇、渭、灞、滻、灃、滈、潦、潏、河、洛、漆、沮、汧、汭諸水，流長源遠。若能就近疏引，築堰開渠，以時蓄泄，自無水旱之虞。古來雲中、北地、五原、上郡諸處畜牧，爲天下饒，若酌籌閒款，市牛羊駝馬，爲畀民試牧;俟有孳生，交還官項，餘則畀其人以爲資本。耕作與畜牧相兼，實爲邊土無窮之利。”議未行。
五十年，調河南巡撫。奏：“河北諸府患旱，各屬倉儲，蠲緩賑恤，所存無多，請留漕糧二十萬備賑。”既又請緩徵民欠錢糧，並展賑，上溫諭嘉之。命詣胎簪山求淮水真源，御製淮源記以賜。五十一年，賜黃馬褂。授湖廣總督。伊陽盜秦國棟戕官，上責沅捕治未得，命仍回巡撫。五十三年，復授湖廣總督。江決荊州，發帑百萬治工。沅奏：“江自鬆滋下至荊州萬城堤，折而東北流，南逼窖金，荊水至無所宣泄。請築對岸楊林洲土壩、雞嘴石壩，逼溜南趨，刷洲沙無致雍遏。”又請修襄陽老龍堤、常德石櫃堤、潛江仙人堤，鑿四川、湖北大江險灘，便雲南銅運。
五十九年，陝西安康、四川大寧邪教並起，稱傳自湖北，沅赴襄陽、鄖陽按治，降授山東巡撫。上以明年歸政，令督撫察民欠錢糧豁免，奏蠲山東積逋四百八十七萬、常平社倉米穀五十萬四千餘石。六十年，仍授湖廣總督。
湖南苗石三保等爲亂，命赴荊州、常德督餉，以運輸周妥，賜孔雀翎。嘉慶元年，枝江民聶人傑等挾邪教爲亂，破保康、夾鳳、竹山，圍襄陽，沅自辰州至枝江捕治。當陽又陷，復移駐荊州，上命解沅總督。旋克當陽，獲亂渠張正謨等，覆命沅爲總督如故，予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尋奏亂渠石三保、吳半生、吳八月等皆就獲，惟石柳鄧未獲;請撤各省兵，留二三萬分駐苗疆要隘。上諭曰：“撤兵朕所原，但平隴未克，石柳鄧未獲，豈能遽議及此?”尋獲石柳鄧。上命沅馳赴湖南鎮撫。疏言：“樊城爲漢南一都會，請建磚城，以工代賑。”二年，請以提督移辰州，增設總兵駐花園汛。尋報疾作，手足不仁，賜活絡丸。旋卒，贈太子太保。四年，追論沅教匪初起失察貽誤，濫用軍需帑項，奪世職，籍其家。
沅以文學起，愛才下士，職事修舉;然不長於治軍，又易爲屬吏所蔽，功名遂不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