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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長達兩千餘年的封建歷史中，思想繁榮的現象往往出現在亂世時期，而一旦天下一統，爲了控制人們的思想，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會選取不同的做法。
比如以秦朝爲例，在法家思想的指導下，爲了勸勉百姓農戰，秦始皇甚至不惜將一衆詩書焚燬，避免百姓分心。而到了漢朝，好不容易將自己祖母竇太后鬥敗的漢武帝劉徹，爲了重新控制人們的思想，加強中央君主專制，在董仲舒的建議下，最終採取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針。
毫不誇張地講，正是因爲漢武帝的這一文化政策，才最終確立了儒家思想在華夏文化中所佔的絕對比例，對中國人思想的確立及人格的培養，起到了奠基作用。而從董仲舒所編撰的《春秋繁露》中，我們也不難發現他對儒家思想的改造，已經十分迎合封建君主專制的統治要求。
如著名的“君讓臣死，臣不死不忠”的思想，便是經由董仲舒改造儒學後的產物。因此，孔孟兩位先賢，表示不背愚忠的黑鍋。因爲畢竟先秦儒家一向講求“君則敬，臣則忠;君失敬於臣，臣背忠於君”。由此可見，最起碼在孔孟那一年代，君臣在等級尊卑上雖然十分嚴明，但卻也要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之上，不提倡愚忠。但等到了董仲舒這裏，卻將整個儒學的政治觀念，往下拉的不是一星半點兒。
那麼，既然漢武帝接受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爲什麼百家思想在當時仍舊繼續傳播，甚至連朝廷也保留了大量百家經典呢?要知道，同樣是控制思想，秦朝的秦始皇焚書事件可要比漢武帝的做法狠厲多了。
實際上，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從客觀的層面來講，和文化領域基本沒有太大的關係，更多的則是偏向於漢武帝的政治考量，以及董仲舒個人所面臨的難題。首先從政治角度來看，我們要弄清楚漢武帝這一做法的真實原因。據史料記載，在武帝掌權前，他長期受到了皇祖母竇太后的壓制，而在竇太后的觀念裏，治國之道的關鍵在於黃老思想，不然漢朝在前期也不會出現著名的文景之治。
然而，漢武帝本人是個具有遠大抱負的君主，他不願意一直受到皇祖母的牽制。因此，爲了鞏固政權，削弱竇太后的控制，漢武帝必須從文化層面入手，從而減少竇太后等後宮勢力的影響。而在當時，唯一一個能夠同黃老思想持平，同時又符合中央集權理念的學說，也只有經過董仲舒改良後的儒學。
說到這裏，還要解釋一下爲何漢武帝不去選擇法家思想。與董仲舒的儒學相比，法家主要講求的是國富民強，在思想層面採取的態度極爲強硬，因此很難令人接受，比如強制焚書。但董仲舒的儒學則不同，它對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是將你由內而外的洗禮一番，從而達到一種自願且順從的境界。這樣一來，既不會激起民怨，又可以加強專制，何樂而不爲呢?
因此，漢武帝罷黜百家本就是出於政治的考量，自然不會真的同其餘諸子的學說斤斤計較，畢竟只要不像墨家那樣的激進，百家思想的傳播也無傷大雅，只不過是朝廷不提倡了而已。
其次，諸子百家的學術理論，經過了長年的積澱和發展，已經在天下百姓之中，擁有了極爲強大的思想陣地，並不是任何一個統治者想要清除就能夠輕易清除的。正如上文說的那樣，百家學術在當時遍地開花，如果真的要在文化上徹底清除諸子百家的思想影響，就算漢武帝真的能夠做到，千古罵名也肯定是要揹負了的。
再加上漢朝之所以能夠強大，也的確離不開初期黃老思想的指導，因此，如果漢武帝全盤否定百家學說，也相當於是在否定先皇的功績。不僅會遭到天下學子的反對，也同樣會受到朝中大臣的指責。但好在漢武帝本人也不失爲一代明君，在利害關係的權衡層面，他還是懂得有所取捨的。
再一個原因，就和董仲舒本人有關了。還是那句話，從先秦儒學發展至今，按照歷史的脈絡來看，大致分爲三個階段，即以孔孟爲代表的先秦儒學、以董仲舒爲代表的儒學，直到以朱熹爲代表的儒學。而在這三個階段中，自從董仲舒對儒學進行了一番大的改造後，儒學從此便在服務於封建統治的道路上，一騎絕塵而去了。
然而，儘管董仲舒改造後的儒學受到了歷朝歷代統治者的青睞，但在當時，卻引起了儒學門派內部不小的矛盾。通俗點兒來說，當時以孔孟思想爲標準的儒士，看董仲舒就跟看一個欺師滅祖的二百五一樣，對他改造後的儒學理論根本不予承認。但奈何董仲舒背後有皇室的支持，他們就算再怎麼反對，也無法阻止改造後的儒學逐漸普及的歷史進程。
但是，董仲舒的這一做法的確在當時引起了學術界的軒然大波，他本人自然也是再清楚不過的了。所以，對於董仲舒而言，只要自己的目的達到即可，如果真的將其餘學說趕盡殺絕，恐怕不僅皇帝要揹負千古罵名，他本人也無顏再去九泉之下面對古聖先賢了。
所以說，從歷史的發展角度來看，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做法的確取得了極大成就，至於罷黜百家的理論，也只是在朝廷上不再以百家爲並行學術，至於其傳播發展，統治者則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再去深究了。再者說了，在古人的眼中，衡量盛世天下其中的一個標準，便是修書。儘管漢武帝當時還沒有這一說法，但朝廷藏書越多，也就愈發能夠顯示出這個國家強大的文化內涵和底蘊，故而又爲何要學習秦朝，選擇焚書這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做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