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
鄧廣銘出生于山東省臨邑縣。臨邑是一個相當偏僻、閉塞而且文化很不發達的地方，在滿清一代的二百多年中，臨邑沒有出過一個進士;鄧家在當地雖算得上一戶殷實人家，但也不是什麼書香門第。
求學經歷
1923年夏，16歲的鄧廣銘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一師的校長王祝晨是一位熱心於新文化運動的教育家，在此求學的四年間，鄧廣銘才“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啓蒙教育”。在他當時讀到的史學著作中，顧頡剛主編的《古史辨》及其整理的《崔東壁遺書》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一師的同窗如李廣田、臧克家等人，後來都相繼走上了文學道路，而他卻最終選擇了史學，這與風靡那個時代的疑古思潮對他的吸引是分不開的。
考入北大
1927年，鄧廣銘因參加學潮而被校方開除。三年後，他來到北平，準備報考大學。1931年，他第一次報考北大未被錄取，便考入私立的教會學校輔仁大學，入英語系就讀。次年再次投考北大，終於考入北大史學系，從此步入史學之門。這一年他25歲。
1927至1937年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十年黃金時代，從30年代初到“七·七事變”前，則是北大史學系最輝煌的時期。這一時期史學系的專任教授以及兼任教授，有孟森、陳垣、顧頡剛、錢穆、胡適、傅斯年、姚從吾、蔣廷黻、雷海宗、陳受頤、張星烺、周作人、陶希聖、李濟、樑思永、湯用彤、勞幹、唐蘭、董作賓、毛子水、鄭天挺、向達、趙萬里、蒙文通等人，陣容非常強大，可謂極一時之盛。學生當中也人才濟濟，桃李芬芳。僅1935和1936兩屆畢業生中，就涌現了王樹民、全漢升、何茲全、楊向奎、李樹桐、高去尋、鄧廣銘、王崇武、王毓銓、杜呈祥、張政烺、傅樂煥等一批傑出的歷史學家。
留校工作
1936年，鄧廣銘從北大史學系畢業後，胡適將他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員，併兼史學系助教，而文科研究所的所長就是由胡適兼任的。傅斯年當時從這一屆的文、史兩系畢業生中物色了幾位有培養前途的人，要他們去史語所工作，其中也有鄧廣銘，但由於此時史語所已經遷往南京，鄧廣銘表示自己還是願意留在北大，傅斯年也就不再勉強他。
留校以後，鄧廣銘在文科研究所主要從事兩項工作，一是與羅爾綱一起整理北大圖書館所藏曆代石刻拓片，二是協助錢穆校點整理他爲編寫《國史大綱》而蒐集的一些資料。就在畢業後的一年間，鄧廣銘確定了他畢生的學術方向。在胡適給他的畢業論文《陳龍川傳》所寫的評語中，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陳同甫與辛稼軒交情甚篤，過從亦多，文中很少說及，應予補述。”這就是鄧廣銘研究辛棄疾的最初契機。另外，他選擇這樣一個學術領域與當時的時代環境也有很大關係。在《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一書的《自序》中，他如是說：“這樣一個學術研究領域之所以形成，……從客觀方面說，則是爲我所居處的人文環境、時代思潮和我國家我民族的現實境遇和我從之受業的幾位碩學大師所規定了的。”幾年前，他在一次訪談中說到當初選擇陳亮做傳記，其中隱含的一個動機，就是“當時日寇步步進逼，國難日亟，而陳亮正是一位愛國之士;後來我寫辛棄疾，也有這方面的原因”。這是那一代學者身上所承載的國家和民族責任感。
北大南遷昆明後，改由傅斯年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長。1939年8月，鄧廣銘奉傅斯年之召，輾轉上海、香港、河內前往昆明。此時陳寅恪已被聘爲北大文研所專任導師，在這以後的一年多時間裏，鄧廣銘與陳同住一樓，朝夕相從，“實際上等於做他的助教”。鄧廣銘晚年在談到他的學術師承時說，自從踏入史學之門，“在對我的治學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給予我的指導和教益最爲深切的，先後有傅斯年、胡適、陳寅恪三位先生。”不過從他一生的學術軌跡來看，陳寅恪對他的影響似乎並不明顯。
在昆明的北大文研所期間，傅斯年總是千方百計地想要把鄧廣銘研治宋史的專業思想鞏固下來。當時正值《宋會要輯稿》刊行，因價格不菲，鄧廣銘原本不想買的，傅斯年卻非逼着他買下一部，並先由文研所墊付書款。鄧廣銘晚年回味這段往事，不無感慨地說，他最後選擇宋史研究作爲終身的學術事業，可以說是傅斯年給逼出來的。
1942年春，鄧廣銘徵得傅斯年的同意，準備到重慶找一工作，以便把仍滯留於北平的妻女接出。經友人何茲全介紹，他去C.C派劉百閔主持的中國文化服務社，主編一種名爲《讀書通訊》的刊物。次年7月，經傅斯年鼎力舉薦，他被內遷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聘爲史地系副教授。由於他在復旦講授的全校公共必修課“中國通史”頗受學生歡迎，兩年後就晉升爲教授。在此期間，《陳龍川傳》、《韓世忠年譜》、《岳飛》三部著作也相繼由重慶的獨立出版社和勝利出版社刊行。
抗戰勝利後，南京政府教育部任命胡適爲北大校長，在其回國之前由傅斯年任代理校長，傅斯年遂請鄧廣銘回北大史學系執教。當時有一種不成文的慣例，若是在別的大學做了教授，到北大隻能降格做副教授，當傅斯年提出名義問題時，鄧廣銘並無異議。
1946年5月，鄧廣銘回到北平。正忙於北大復員和重建的傅斯年馬上把他借調到校長辦公室，做了一個未經正式任命的“校長室祕書”。在胡適到任以後，鄧廣銘仍然在從事教學、研究工作之餘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校長室祕書。
拒約南下
從此以後，鄧廣銘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他的母校北京大學。1948年冬，傅斯年被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爲臺灣大學校長，他很想拉一批北大的教授去臺大任教，以充實該校的師資力量。就在這年12月中旬胡適飛往南京之後，傅斯年屢次以北大校長鬍適和教育部長朱家驊的名義致電北大祕書長鄭天挺，指明要邀請部分教授南下，其中就有鄧廣銘。當鄭天挺詢問鄧廣銘的意向時，他這樣回答說：“如果單純就我與胡、傅兩先生的關係來說，我自然應當應命前去，但目前的事並不那樣單純。胡、傅兩先生事實上是要爲蔣介石殉葬去的。他們對蔣介石及其政府的關係都很深厚，都有義務那樣做。我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並無任何關係，因而不能跟隨他們採取同樣行動。”儘管鄧廣銘與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對未來的新政權懷着一種惴惴不安的心情，但他根本就沒有作去臺大的打算。
1950年，鄧廣銘晉升爲北大歷史系教授。從1954至1966年，他一直擔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50年代是鄧廣銘學術創造力極爲旺盛的一個階段。請看看這份著述目錄：1953年，《王安石》作爲中國歷史小叢書的一種由三聯書店出版;1955年，經過大幅度修改增訂的《岳飛傳》由三聯書店出版;1956年，《辛棄疾(稼軒)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辛稼軒詩文鈔存》經過重新校訂後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1957年，《辛稼軒年譜》修訂本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同年，《稼軒詞編年箋註》首次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在當時北大歷史系的所有教師中，鄧廣銘的學術成果是最多的，以致歷史系的某位教授說：“鄧廣銘現在成爲‘作家’了!”
遭到批判
1957年，中國知識分子的劫難開始了。次年，鄧廣銘在雙反運動中受到批判，他提出的“四把鑰匙”說被當作資產階級的史學方法遭到清算。歷史系的學生以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要拔掉他這面資產階級白旗，結果是剝奪了他上講臺的權力，一直到1963年才重新獲得爲學生授課的資格。但此後迄至文革結束，學術研究工作基本處於停頓狀態。從1964至1977年的14年中，他竟然沒有發表過一篇論文。這是他57歲到70歲之間，正是一個學者學術生命最成熟的時期。
這期間他寫出的唯一一部著作是那本引起爭議的《王安石──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據說毛澤東在會見田中時，曾對他說過這樣一番話：二戰後的日本歷任首相全都反華，而你卻要來恢復中日邦交，這很類似於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精神;美帝、蘇修對你此次來訪極力反對，而你卻置之不顧，這又頗有王安石“流俗之言不足恤”的氣概。於是人民出版社就來找鄧廣銘商量，請他按照毛澤東的談話精神，對50年代寫的那本《王安石》加以補充和修改。次年，人民出版社依照當時的慣例，將鄧廣銘此次重寫的《王安石》印出百來本討論稿，送到各大學和研究機關進行討論，而反饋回來的意見，都說對“儒法鬥爭”反映得很不夠，於是出版社要求他再作修改。最後這部書稿終於比照“儒法鬥爭”的需要改定出版了。
晚年成就
直至“四人幫”被粉碎，鄧廣銘在年過70以後，迎來了他學術生命上的第二個青春。他一生中的這最後20年是他學術貢獻最大的時期。就學術成果而言，這20年出版的著作有8種之多：《岳飛傳》增訂本(1983)、增訂校點本《陳亮集》(1987)、校點本《涑水記聞》(1989)、《稼軒詞編年箋註》增訂本(1993)、《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1994)、《辛稼軒詩文箋註》(1996)、《鄧廣銘治史叢稿》(1997)、《王安石》修訂本(1983、1997)。與此同時，他還發表了40多篇論文。甚至在年過90以後，仍每日孜孜不倦地閱讀和寫作，直到住進醫院時爲止。
更爲重要的是，他晚年的貢獻已不僅僅侷限於個人的研究領域。爲了推動中國史學的發展，爲了培養史學後備人才，他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8年，出任文革後北大歷史系首屆系主任。自1980年起，擔任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創建中國宋史研究會並連任三屆會長。1981年，創建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擔任中心主任達十年之久。這種貢獻的價值也許比他個人的研究和著述更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