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從學術態度說起。學術態度的嚴肅性是學者的基本修養。從建國前過來的那一代歷史學家，大都經受過實證史學的嚴格訓練，學風的嚴謹在他們來說已經成爲一種職業習慣。建國後，由於政治對學術的介入，實證史學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史料被人蔑視，考據遭人嘲笑，歷史學家聲稱要“以論帶史”。即使在這種學術氛圍中，鄧廣銘仍始終堅持實證史學的優良傳統。1956年，他在北大的課堂上公開提出，要以職官、地理、目錄、年代爲研究中國歷史的四把鑰匙。兩年後，“四把鑰匙”說就在雙反運動中遭到批判，有人質問說：“爲什麼單單丟掉了最根本的一把鑰匙──馬列主義?”並說“四把鑰匙的實質就是取代、排斥馬列主義這把金鑰匙”。他爲此受到很大壓力，若干年後，才由郭沫若和胡喬木爲“四把鑰匙”說平了反。
忠誠於學術是鄧廣銘的一貫原則，儘管有時候堅持自己的信念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50年代末，中宣部副部長張盤石讓李新主持中小學歷史地理地圖教材的編寫工作，李新爲此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及部分歷史學家討論編寫條例，其指導方針是由吳晗起草並經周恩來批准的“八條”，“八條”的基本原則是要根據新中國的疆域來解釋歷史，將歷史上不同民族之間的國與國的矛盾看作是國內的民族矛盾。鄧廣銘在會上堅決反對這一原則，認爲應該尊重歷史，不能根據現實去曲解歷史。因爲“八條”是總理批准了的，所以他的意見顯得很孤立，但他始終堅持己見，結果會議不了了之。後來有人向上面反映說：鄧廣銘把會議攪黃了。
對鄧廣銘稍有一點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一生中的許多著作都經過反覆再三的修改、增訂乃至徹底改寫，這種情況在中國史學界似乎還找不到第二例。其中《辛稼軒年譜》改寫過一次，《岳飛傳》改寫過兩次，《王安石》先後修訂和改寫了三次，《稼軒詞編年箋註》也修改、增訂過兩次，──而且就在1993年最後一個增訂本出版之後，他又在着手進行新的修改，我手邊就放着經他手訂的修改本，改動的地方已達百餘處。從1937年開始撰著的這部《稼軒詞編年箋註》，到1997年仍在不斷地修改訂補之中，這部著作的創作歷程前後達60年之久!
按照鄧廣銘的計劃，他原準備在有生之年把四部宋人傳記全部再改寫一遍，去年新版的《王安石》只是這個計劃的第一步。他曾在病牀上對女兒談起過他的設想：“《岳飛傳》前一部分整個重寫，後面有些部分可以從書中撤出來，單獨成文;《陳亮傳》也不難寫，有個得力的助手，半年時間可以搞出來;《辛棄疾傳》基礎太差，還要多做一些準備。”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準備爲他出版全集，他堅持要等他把幾部傳記重新改寫完畢以後才能收入全集，在1997年10月7日致河北教育出版社編審張惠芝的信中說：“《岳飛傳》、《陳亮傳》、《辛稼軒傳》，我要新改的幅度都比較大。貴社計劃把幾傳原樣重印，我認爲不可行。我一生治學，沒有當今時賢的高深造詣，使20年代的著作可以在90年代一字不變的重印。我每有新的見解，就寫成新書，推翻舊書。”這就是他始終不渝的學術理想：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
從鄧廣銘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一生中凡正式發表的文字都是字斟句酌，決不苟且。就連他80歲以後寫的文章還常有句子結構很複雜、邏輯很嚴密的表述，這顯然是反覆推敲的結果。他的論著既是如此認真地寫出來的，所以就不能容忍別人改動他的文稿，他常對出版社或報刊的編輯提出這樣的要求：“可以提出修改意見，也可以全稿廢棄不用;但希望不要在字裏行間，作一字的增刪。”更不能讓他容忍的，是由於某種“違礙”而刪改文字。1996年，鄧廣銘爲《臺大歷史學報》寫了一篇《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其中談到傅斯年去臺灣後曾託人給他捎來口信，要把留在北平的藏書全部贈送給他，文中有一段注說：“此乃因傅先生昧於大陸情況之故，當時他已成一個被聲討的人物，其遺存物只應被公家沒收，他本人已無權提出處理意見了。”去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在將這篇文章收入《鄧廣銘學術文化隨筆》一書時，提出要把這段文字刪去，鄧廣銘當即表示：“如果刪去這段話，我這本書就不出了!”
鄧廣銘執著的學術精神是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話題。一位年過九旬的老人，仍堅守在他的學術陣地上，每天堅持讀書和寫作，直至病倒爲止。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裏，爲了修改討論《辨姦論》真僞問題的論文，三番五次地託人從醫院帶回紙條，提出他的修改意見。躺在醫院的病牀上，面部插着氧氣管和引流管，手臂上又在輸液，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仍執意要看《王安石》一書的校樣，於是女兒只好拿着放大鏡，舉着校樣讓他看。支撐着他那風燭殘年的軀體的，該是多麼頑強的精神。
章學誠最爲推崇的是這樣兩種學術造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鄧廣銘在爲1994年北京大學出版的《鄧廣銘治史叢稿》一書所作的自序中，用這兩句話來概括他畢生的學術追求，他認爲一位歷史學家“一是必須具備獨到的見解，二是必須具備考索的功力”。我以爲，“獨斷之學，考索之功”八個字，再準確不過地點出了鄧廣銘的治學風格。
一個學者有點學問並不難，學問淵博也不甚難，難得的是有見識。“獨斷之學”要求學者不但要有見識，而且要見識卓越，見識特出。鄧廣銘素以史識見長，體現在他的論著中的個性化特徵極爲明顯，原因就在於他從不人云亦云，總是能夠獨樹一幟，自成一說。比如關於金軍柺子馬的解釋，關於岳飛《滿江紅》的真僞問題，關於宋江是否受招安徵方臘的問題等等，他都提出了與衆不同的獨到見解。在鄧廣銘的論著中，從來就沒有模棱兩可的意見，他的觀點一向旗幟鮮明。
史識當然不是沒有憑藉的，它源自深厚的學養。史學之道，但凡“獨斷之學”，必定有賴於“考索之功”，否則“獨斷”就難免淪爲“武斷”。對於鄧廣銘那一代人來說，考證的功力似乎是先天的長處，而他在考證方面的擅長，即便與同時代人相比也是突出的。“考索之功”的前提是對史料的充分掌握，從對史料的重視程度來看，可以看出鄧廣銘的史學觀念受到傅斯年的很大影響，傅斯年提出的“史學即是史料學”的觀點，自50年代以來一直遭到批判，鄧廣銘近年公開表明了他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史學即是史料學’的提法，我覺得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因爲，這一命題的本身，並不含有接受或排斥某種理論、某種觀點立場的用意，而只是要求每個從事研究歷史的人，首先必須能夠很好地完成蒐集史料，解析史料，鑑定其真僞，考明其作者及其寫成的時間，比對其與其他記載的異同和精粗，以及諸如此類的一些基礎工作。”鄧廣銘歷來主張研究歷史要窮盡史料，這與傅斯年說的“上窮碧落下黃泉”也是一個意思。對於宋史研究者來說，“窮盡史料”是一個很高的要求，但鄧廣銘在他的研究中做到了這一點。
在鄧廣銘非常個性化的學術特色中，有一點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論戰風格。他一輩子都在進行學術論戰，用陳智超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寫作六十年，論戰一甲子”。實際上，鄧廣銘的學術論戰還不止60年的歷史。他寫於1935年的第一篇學術性文章《評〈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第一輯》就是論戰文字，而1997年寫成的最後一篇論文《再論〈辨姦論〉非蘇洵所作──兼答王水照教授》，也仍然是一篇論戰文字。在他病重住院期間，曾對女兒談到他的論戰風格：“我批評別人也是爲了自己進步。我九十歲了，還在寫文章跟人家辯論，不管文章寫得好壞，都具有戰鬥性。”
需要說明的是，這種“戰鬥”精神並不是在他成名以後才形成的，上面提到的那篇批評《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的文章發表時，他還在念大學四年級。這種論戰風格的形成，主要是緣於他那“耿介執拗而不肯隨和的性格”，以及他那“從不左瞻右顧而徑行直前的處世方式”。他在闡述自己的學術主張時說：“至於‘奄然媚世爲鄉愿’(章學誠語)的那種作風，更是我所深惡痛絕，一直力求避免的。”文如其人，這句話用在他身上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對於鄧廣銘的文風，楊訥先生還有另外一種解釋：“鄧先生在指摘別人時的確用詞尖銳，甚至使人難堪，……部分由於他的個性，部分是受前一代文風的影響。看看三十年代的文壇健將，喜歡用尖銳言詞寫作或辯論的，人數真不少。他們對別人尖銳，也能承受別人對自己尖銳。鄧先生從事著述起於三十年代，自然會受那時文風的影響，這是可以理解的。”這段話隱含着當代學者的一種價值傾向：對老一輩學者銳利的文風可以理解，但並不讚賞。
顧炎武曾提出一個理想的學者標準：“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鄧廣銘將“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八個字作爲他的座右銘，以此來規範他的道德文章。關於他的學問方面，我們已經談得太多，這裏只想就一件小事來談談他的人格風範。去年春，河北教育出版社補貼資金出版了《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並以此爲條件，商定出版他的全集，但因他與人民出版社早有出版《王安石》修訂本的約定，遂影響到全集的出版問題。他當時首先想到的是，如果全集不能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將欠下出版社的一份情，“這使我感到沉重的壓力，如何清償此事，成爲我心頭一塊大病”。在去年10月寫給河北教育出版社編審張惠芝的信中，他提出全集仍希望交給該社出版，但必須等他把四部傳記全部改完;如果出版社方面不同意這個方案，“我在有生之年必須對貴社印行我的《九十祝壽論文集》作出報答，那麼就請貴社把印製這本論文集的費用清單告訴我，我將在半年之內分兩期全數償還貴社。我今年91歲，我的人生觀點就是絕不在去世之時，對任何方面留有遺憾，不論是欠書、欠文還是欠債，這樣我可以撒手而去，不留遺憾在人間”。看到這封信，我對鄧廣銘的道德文章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以爲，這是對“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一語的最好詮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