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傳》的歷史思想比《穀梁傳》更爲豐富，其影響也更深遠。在漢代，公羊學大顯於世。魏晉以後雖經一千多年的消沉，至鴉片戰爭前後卻重新復興，而且風靡一時，成爲近代維新運動的思想武器，並且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思想界接受西方進化論的思想基礎。“公羊學”的產生和兩次盛行，是思想史、史學史上發人深思的歷史現象，其祕密在於《公羊傳》中蘊含着一套獨有的政治———歷史哲學。
《公羊傳》寫定於漢初，系用漢代通行的隸字書寫，它是今文經學中富有理論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學者認爲，《春秋經》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觀點，處處包含“微言大義”。這同古文學派認爲《春秋經》是一部歷史著作不同。從這一根本點出發，《公羊傳》包含着一些可供人們發揮的歷史思想：
第一，《公羊傳》認爲孔子在《春秋經》中貫穿了“大一統”、“撥亂反正”等政治“大義”。大力彰揚孔子擁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場，作爲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原則，爲戰國晚期正在進行的“統一”作輿論的準備。甚至直接成爲孔子專爲漢代天子而制定的治國綱領!
第二，《公羊傳》又包含有歷史變易觀點，人們可以據之推演，劃分歷史的發展階段。此即著名的公羊三世說。更重要的是，其對於三世異辭說的解釋包含一個很寶貴的觀點：不把春秋242年視爲鐵板一塊、凝固不變，而看作可按一定標準劃分爲不同的發展階段。
第三，《公羊傳》專講“微言大義”。上述兩項都是極重要的“微言大義”，其他明顯的還有：隱公三年講譏世卿;莊公四年講“九世復仇”;閔公元年講“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等。諸如此類都可以大加引申比附。
總括來說，《公羊傳》的歷史哲學具有政治性、變易性和可比附性三大特點，在儒家經典中並不多見。
《公羊傳》的主要精神是宣揚儒家思想中撥亂反正、大義滅親，對亂臣賊子要無情鎮壓的一面，爲強化中央專制集權和“大一統”服務。《公羊傳》尤爲今文經學派所推崇，是今文經學的重要典籍，歷代今文經學家都常用它作爲議論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戰國、秦、漢間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三傳今古文之爭
三傳今古文之爭，自漢代到近代，仍然得不到結論。四庫簡目綜評，左氏褒貶或有不確之處，但所述事實，都是根據古代正史，如果不明事蹟的始末，何能臆斷是非?所以，研讀春秋，必以左傳爲根柢。
《公羊傳》自子夏到公羊壽，經過六傳，皆是口耳授受，又加經師附益，難免不失聖人之意，然而大義相傳，究竟有其所受之本。穀梁子與公羊同師，文比公羊更少，但有些精義，或爲公羊所不及。此論可謂公允。
左氏所記的事實，有很多是出乎一般人瞭解之外者，如莊公八年，齊侯在野外看見一頭大豕，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變，齊侯怒而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如昭公七年，鄭子產講述禹王之父鯀死後化爲黃熊(一作熊)。其它尚有很多鬼神之事，以及卜筮禍福之期等。這在講究現實人生的學者看來，確是奇異。所以範寧在他的穀梁傳序文裏說：“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然而理藉事明，奇事愈多，則其供給學者的見聞愈廣，學者可以深悉前因後果，眼界爲之大開，探索經義自然便利。故以左傳爲主，兼採公谷二家，實爲研讀春秋的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