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紀是海洋的世紀，是地理大發現和開闢新航路的世紀，是全面改變世界的世紀，也是大國崛起的世紀。但在這個世紀，東方大國——明代中國卻從平庸走向衰落，走向對海洋的閉關鎖國。在世界的西端，要讓大海掀起層層波瀾，在世界的東端，自從鄭和下西洋之後，中國沿海從此波瀾不驚。東西方之間的矛盾衝突，終於在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由葡萄牙挑起。
十六世紀，在大西洋沿岸崛起了兩個近代西方大國——葡萄牙、西班牙。由於西班牙王國信奉哥倫布的選擇，向西航行，所以主要是在中南美洲擴展殖民地。葡萄牙王國選擇繞過非洲大陸向東發展，終於在十六世紀前期，越過印度洋到達太平洋，開始和中國發生外交、軍事關係。
葡萄牙的航海事業由來已久，它的倡導者是恩裏克王子，被稱爲“航海王子”，只比鄭和下西洋晚了二三十年。當時，他率人在非洲的西海岸線進行探險活動，一直向南發展，越過了赤道。1488年(弘治元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亞士發現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有了這個轉折點，歐洲殖民者就加速向印度洋擴張。
屯門之戰的起因_明朝與葡萄牙的第一次接觸
初戰：屯門之戰和西草灣之戰
對明朝來說，執行的外交政策就是朝貢制度，允許沒有外交文書的佛郎機國特使進京，已經是莫大的恩寵和寬容。但對方以德報怨，不但侵佔番屬國滿剌加，還在廣東沿海施行暴力，搶劫殺人，抗拒王化。是可忍孰不可忍，像這樣的外化蠻夷，只能以武力驅逐。
對葡萄牙來說，它萬里踏波來到東方，爲的就是打開中國市場，獲得寶貴的貿易機會，要讓它輕易放棄這一新興的前途無量的市場，也是絕對辦不到的。
雙方都認爲自己有理，雙方都選擇了堅持，決不妥協。葡萄牙爲了打破朝貢體制和海禁政策，要求實行自由貿易;明朝爲了靖海安民，驅逐殖民者侵略，一場軍事上的角逐和對抗不可避免。
早期的殖民主義大國在崛起之時，那些開路先鋒們兼具海盜和商人的雙重身份，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職業上的劃分很難確定。葡萄牙人暴戾傲慢的行爲和他們所進行的搶劫屠殺，很自然地就使東南沿海的中國邊民，把他們和“倭寇”等同爲一路貨色，被稱爲“番鬼”，而且這些“番鬼”的容貌比倭寇更加醜陋，他們打人殺人吃人肉。
中國人面對葡萄牙的殖民海盜行爲，需要的只是一場保家衛國的勝利。對中國來說，它不需要了解這些“番鬼”來自何方，也不在意他們現在的身份，還有將來可能起到的歷史作用。勝利之後的中國，只需將一頂“番鬼”的帽子扔給對方，最好從此不再往來。就像戰勝過“倭寇”一樣，中國從來不需要了解，也不屑於瞭解東瀛的蕞爾小國。
正是由於雙方不瞭解，彼此陌生，這次戰事的爆發就有了很多偶然性。1521年是明武宗去世、明世宗即位之年，按照朝廷的旨意和慣例，國葬期間，要求一切外夷迅速離境。這對廣東的地方官員來說，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務，如果拒不執行，不但要丟掉烏紗帽，甚至連性命都難保。因此，廣東的地方官員絲毫不敢怠慢，迅速下達了葡人退出屯門島的命令。
如果此時葡萄牙人能及時離開，中葡之間的軍事衝突可以推遲，當然這只是改變了時間和地點。但此時，如海盜一般野蠻的西蒙·安德拉德並不懼怕對華一戰，他關注的是懸而未決的貿易糾紛。最近這段時間，葡萄牙人的生意很不順暢，要賣的東西還沒賣完，要收購的貨物也沒到手。他們來華的目的就是要發大財，因此絕不能在蝕本的生意麪前打退堂鼓。葡萄牙人這一次又態度傲慢起來，他們拒絕了明朝用和平手段解決問題的希望。
正德十六年(1521)，面對葡萄牙殖民者的傲慢和挑釁，明廷下決心用武力驅逐，嚴格執行海禁政策，以後不得入境。這時廣東的最高軍事長官是張鉉，在前線，具體指揮戰鬥的是汪鉉。汪鉉，字宣之，正德九年(1514)擔任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奉令巡視海道，他在按察使的任上，直接指揮了屯門之戰。
明朝中葉的兩廣地區，少數民族聯合漢族人民的反抗鬥爭，以及散佈在沿海的所謂“海盜”活動，威脅着明朝統治的穩定。但由於吏治腐敗，軍備廢弛，明軍怯於力戰，而戕民縱敵的事件卻屢有發生。汪鉉這樣的清官也不例外。他還因爲隱匿軍情不報的原因，受到了處分。現在讓他率兵驅逐葡萄牙殖民者，對手只有區區幾艘兵船，或許是重新建功立業的好機會。
汪鉉從出師到凱旋歷時一年多，這個仗是怎樣一個經過，汪鉉究竟是用什麼樣的戰術取得了勝利，卻一直是一個謎。至少現有的史料只會導致混亂的誤解。
中葡屯門之戰，和後來的中俄雅克薩之戰、中英虎門之戰等不一樣，沒有足夠的史料可以說清楚。因爲它對雙方來說，都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時間太早，可信的資料少之又少，而且記載得很混亂。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這次武裝衝突的規模不大，對葡萄牙來說，也只有幾百人，雙方的親歷者有限。到了後來，寫這段歷史的人，要麼偏信一種說法，要麼隨意堆砌史料，沒有進行細緻分析，因此敘述不清，犯了想當然的錯誤。
現在，我們把各種說法都拿出來，比較一下就會發現，真實再現這次軍事衝突，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現在根據中國與外國的相關記載，汪鉉在屯門之戰中獲得勝利，可以概括爲四種說法。
第一種爲“鑿沉說”。
支持這種說法的中方史料最多。明代張燮的《東西洋考》將衝突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官軍力戰不能退敵，第二階段，派人潛水鑿沉敵船，打敗了佛郎機。“海道副使汪鉉帥兵至，猶據險逆戰，商人鑿舟用策，乃悉擒之，餘皆遁去。”
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全文轉錄了明代郭棐纂修的《萬曆廣東通志》的說法：“海道副使汪鉉帥兵往逐，其舶人輒鼓衆逆戰，數發銃擊敗我軍。尋有獻計者，請乘其驕，募善水人潛鑿其底，遂沉溺，有奮出悉擒斬之，餘皆遁去。”
清代魯曾煜纂修的《廣東通志》記載：“檄海道副使汪鉉帥兵往逐，其舶人輒鼓衆逆戰，數發銃擊敗官軍。尋有獻計者，請乘其驕，募善水人潛鑿其舟底，遂沉溺，有奮出者悉擒斬之，餘皆遁去，遺其銃械。”
這種說法指出了在交戰初期，汪鉉遇到了敗仗;在衝突後期，他及時改變了戰術，派人潛水鑿沉敵船，然後力戰退敵。更重要的是，提到官軍繳獲葡萄牙新式武器——佛郎機銃的方式，就是由敵方遺棄所得。
第二種爲“火攻說”。
清代陳伯陶所纂的《東莞縣誌》寫道：“屯門澳口與南頭切近，佛郎機夷人謀據南頭，衆思棄廬墓避之。事聞鉉，召募海舟，指授方略，親臨敵所。藩舶大而難動，欲舉必賴風帆。時南風急甚，鉉命刷賊敝舟，多載枯柴燥荻，灌以脂膏，因風縱火。火及敵舟，通被焚溺。衆鼓譟而登，遂大勝之，無孑遺。是役也，於正德辛巳出師，嘉靖壬午凱還。”
相對而言，這種說法肯定了衝突發生的時間、地點，但沒有將衝突分爲兩個階段。汪鉉一開始就指揮若定，看出了對手的破綻，巧妙利用當時的自然條件，取勝的關鍵，是在準確判斷敵情後採取火攻，絲毫沒有提到“鑿沉說”。
清代王崇熙所纂的《新安縣誌·藝文志》中，用文學的筆法，繪聲繪色地發展了“火攻說”：
夫皇天眷德，隨以璽書，專管海道。還多倭寇，且通諸番。瀕海之患莫東莞爲最，海之關隘，實在屯門澳口，而南頭則切近之。……近於正德改元，忽有不隸貢數號爲佛郎機者，與諸狡猾雜屯門葵涌等處海澳，設立營寨，大造火銃爲攻戰具，佔據海島，殺人搶船，勢甚猖獗，虎視海隅，志在吞併，圖行立石管轄。諸番膾炙生人以充常食，民甚苦之，衆口嗷嗷，俱欲避地以圖存活，棄其墳塋室廬，又極悽婉。事聞於公，赫然震怒，命將出師，親臨敵所，冒犯矢石，劬勞萬狀。至於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召募海舟，指授方略，皆有成算。諸番舶大而難動，欲舉必賴風帆。時南風急甚，公命刷賊敝舟，多載枯柴燥荻，灌以脂膏，因風縱火。舶及火舟，通被焚溺。命衆鼓譟而登，遂大勝之，無孑遺。是役也，於正德辛巳出師，至嘉靖壬午凱還。
實際上，兩者都是取材於《(陳文輔)都憲汪公遺愛祠記》，所述過程基本相同，但文筆有較大的差別，後者更善於發揮和想象。
第三種爲“火銃說”。
嚴從簡在《殊域周咨錄》中，肯定了“鑿沉說”的同時，又附加了一種“火銃說”。該說最大的特點在於佛郎機銃取得的方式，否定了是在戰後繳獲，肯定了是在戰役之前，通過傳奇般的手段獲得，使交戰過程更加撲朔迷離。
它前文堅持“鑿沉說”，指出：“海道憲師汪鉉率兵至，猶據險逆戰，以銃擊敗我軍，或獻計使善泅者鑿沉其舟，乃悉擒之;”隨即又介紹葡萄牙的快船利器，和中國人是如何得到佛郎機銃與蜈蚣船：
有東莞縣白沙巡檢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機船，見有中國人楊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國，備知造船及鑄制火銃之法。鉉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賣酒米爲由，潛與楊三等通話，諭令向化，重加賞賚，彼遂樂從。約定其夜，何儒密駕小船，接引到岸，研審是實，遂令如式製造，鉉舉兵驅逐，亦用此銃取捷，奪獲伊銃大小三十餘管。
因《殊域周咨錄》在史料中的影響很大，所以針對這個問題，有些人一直認爲中國人獲得佛郎機銃，就是由何儒偷出來的。
第四種爲“天氣說”。
與中國史料的多種說法相比，國外史學家的認識相對簡單而且一致，即惡劣的天氣幫助了西蒙·安德拉德脫逃。
英國的赫德遜在《歐洲與中國》中說：“最後，他遭到了一支中國艦隊的包圍和攻擊，只是由於一陣暴風雨把船隻驅散，才使他得以逃生並回到馬六甲。明朝皇帝命令葡萄牙恢復先前統治馬六甲的王朝，雙方關係完全斷絕。”
瑞典的龍思泰也認爲是天氣的原因。他在《早期澳門史》中說：“一隊中國士兵圍攻這座堡壘。如果不是一次對他極爲有利的風暴非常及時地颳起，西芒將會死於飢餓。他利用這個時機，帶着三艘船逃跑了。”
概括以上各種說法就會發現，無論哪一種說法都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又不全面，有經不起推敲的地方。可以肯定的是，汪鉉在屯門之戰中，率領明軍擊潰葡萄牙殖民者，是經過多個回合反覆鬥爭得來的，絕不會是經過一兩次戰鬥就迅速取得的大捷。
先分析上述幾種說法的不合理因素。
第一種“鑿沉說”是令人很難接受的。
先看葡軍。因爲它兵力有限，所以只能依靠火器的優勢，採取防禦戰術，而防禦的重點就是他們的艦船。這樣就引起了一系列疑問：
汪鉉派人潛水進行鑿船，潛水的過程要花多長時間?
要鑿多大的洞孔，船隻才能沉掉?
葡萄牙的船經歷過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能輕易被鑿個大窟窿麼?
葡軍對漏水的船隻，爲什麼沒有采取補救措施?
葡軍爲何沒有對潛水者採取軍事行動?難道明朝的這些潛水者，勇敢得就像《水滸傳》中的浪裏白條張順和阮氏三雄?
還有，當時葡軍在陸地上和船上都有軍隊，爲何將艦船鑿了幾個窟窿，便造成了潰敗?
從當時葡方的軍事部署來看，他們在陸地建立了柵欄和堡壘，希望能阻擋明軍的進攻，絕不會放棄陸地，龜縮在兵船上。葡萄牙的船隊到底是被擒了，還是逃跑了?所有這些疑問，都很難靠“鑿沉說”來解釋。
第二種“火攻說”也是難以令人信服。
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葡方都是多桅快船，而且可以划行，速度超過明朝的舢板。按照其說，當時風很大，火攻只能焚燬個別船隻，不可能像《三國演義》的赤壁之戰那樣，將所有船隻連成一體完全燒燬。
第二，如果葡方船隻被焚燬，如何不逃竄，反而明軍能接舷，鼓譟登上焚燒的戰船?難道明軍不怕火燒，只有葡軍怕火燒?
第三，文中描寫也不盡合理，文章說汪鉉聽到葡方的暴行後，如何震怒，如何率師而出，都是文學化的描寫。其實，派兵打仗完全是一個政府行爲，調動兵力和前方將領沒有直接關係。這種偏向故事性的描述，恰恰降低了事件過程的可信度。
第三種“火銃說”的漏洞。
按照嚴從簡的說法，白沙巡檢何儒獲得武器的方法過於神祕和離奇，在史料上也是孤證。
何儒這件事，又是喬裝打扮，又是夜渡小舟，在雙方交戰防備嚴密的前線自由穿行，如果拍成現代電影中的臥底題材，倒是可以引人注目。
仿造佛郎機銃是輕鬆簡單的過程麼?這牽扯到冶煉、鑄造、火藥配製等許多歐洲最新的軍事技術，中國的船民看兩眼就能學會?如果真是這樣，明軍在戰鬥中所用的佛郎機銃，也應該是自己模仿的，難道明朝能在很短的時間裏，就掌握了製造佛郎機銃的各種技術麼?而且還能熟練地應用到戰鬥中?並且一用就達到了理想效果。如此神速就能“師夷長技以制夷”，不是顯得很誇張麼?
所以綜合各種材料來看，相對合理的解釋，應該以西方材料中所說的“天氣說”爲主。在較長時間的對峙中，葡萄牙船隊被包圍起來，經不起人員和物資上的損耗，也無法打破明軍的鐵桶陣，所以必須尋找適當的機會突圍，所謂適當的機會就是利用惡劣的天氣，趁着明軍防禦鬆懈，率領殘部，在明軍的圍追打擊下逃脫。
還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汪鉉在初戰中吃了虧。根本原因是他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而是按照從前消滅普通海匪的方式，用人海戰術，從水陸多個方向進行戰略包圍，企圖一舉全殲駐紮在屯門島和停留在大帆船上的葡萄牙殖民者。但葡萄牙人憑藉優勢武器，水陸呈掎角之勢相互支援，使明軍在屯門交戰的第一階段無法獲勝，鎩羽而歸。
這個時候的歐洲在數學尤其是幾何學方面，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應用到實戰之中，能夠推算出火器射擊所留下的死角。因此他們在配置武器的時候，儘量將射擊死角留到最小。這種將科技應用到軍事上的能力和眼光，明軍還不具備。明軍武備落後、戰法劣勢，但也有自己的優勢，就是地利與人和。明軍在首戰失利後，作戰方式由圍攻改爲圍困。汪鉉判斷在短期內無法取勝，於是在人數佔優的情況下，改速決戰爲相持中消耗對手，等待合適的戰機，能打殲滅戰就打殲滅戰，不能打殲滅戰就打驅逐戰。因此，中葡屯門之戰，雖然參戰的人數不多，戰鬥也不激烈，但持續的時間卻長達一年多。
最後再說一下那位被驅逐到廣東的特使皮雷斯。按照明廷的旨令，一開始他只是被驅逐出境，並無生命之虞。但等他到達廣州的時候，中葡屯門之戰已經開始。廣東當局扣留了他作爲戰俘或者說人質，要求他給船隊下命令，立刻離開中國。但實際上，皮雷斯和安德拉德的船隊之間並沒有隸屬關係，他指揮不動脾氣暴躁的西蒙·安德拉德，即便下了所謂的命令，也是一紙空文，無人理會。於是，他被投入監獄，待遇逐漸惡劣，甚至還被戴上了刑具，等到安德拉德的船隊戰敗逃走後，皮雷斯更是失去了僅有的人質價值，在受盡磨難之後斃命獄中。
屯門之戰當然算不上赫赫有名的戰爭或戰役，按照規模來說，只能算是曠日持久的戰鬥和武裝衝突。但它在中國古代戰史上仍然具有標誌性的意義，它是近代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崛起後，與中國發生的第一次武裝衝突。這一仗雖然以中國的勝利而告終，但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還是對明朝起到了不小的警示作用。
首先，屯門之戰使明朝開始認識到蜈蚣船和佛郎機銃等西洋軍械的威力，因此在引進推廣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
汪鉉作爲前線的總指揮，非常清楚佛郎機銃的殺傷力，認爲這是導致屯門之戰一波三折的最主要原因。他說：“適有強番佛郎機駕船在海爲患。其船用夾板，長十丈闊三丈，兩旁駕櫓四十餘支，周圍置銃三十餘管。船低尖而面平，不畏風浪。人立之處，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撐駕，櫓多而人衆，雖無風可以疾走。各銃舉發落如雨，所向無敵，號曰蜈蚣船。”海戰中，葡萄牙將佛郎機銃放在蜈蚣船裏，在“海船舷下，每邊置四五個，於船艙內暗放之，他船相近，經其一彈則船板打碎，水進船漏。以此橫行海上，他國無敵。”
葡萄牙就是憑藉這樣一套作戰武器，很大程度上震懾住了已經落伍的明朝水師。因此，汪鉉特別強調軍隊一定要引進和仿造佛郎機銃。他向嘉靖皇帝上書，力主邊關的軍事防禦要大量使用西洋火器，並仔細介紹了佛郎機銃的優點，以及如何裝備在邊防。汪鉉的建議得到嘉靖皇帝的批准。
很多史料認爲，明朝引入佛郎機銃的不是汪鉉，而是白沙巡檢何儒的功勞。來源就是《殊域周咨錄》中所說的那條史料，後來這條史料又被用入《明史稿》、《明史》等重要文獻之中。前面已經說過這條史料也有不可信的地方。既然汪鉉在屯門之戰中打敗了葡萄牙殖民者，又是這一戰得到了佛郎機銃，而且通過戰鬥認識到它的巨大軍事價值，這一切都應該歸功於汪鉉，是戰爭實踐教育了他。汪鉉作爲一個地方軍事長官，因大力推廣佛郎機銃得到上司的好評，最後他升了官，當上了南京兵部尚書，到了這時他仍向朝廷建議將佛郎機銃佈置在北方邊境，用來對付遊牧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