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明朝末期的歷史，天啓年間，關寧錦防線還算是穩固。本站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
關寧錦防線是明朝末年爲抵禦後金(清)所構築的自山海關經寧遠至錦州之防線，其中以山海關爲後盾、寧遠爲中堅、錦州爲先鋒。
其間築有多個堡臺作爲聯防據點，分南北兩段。
孫承宗、袁崇煥等人於寧遠之戰前，開始着力構築關寧錦防線，後明軍憑之於寧錦之戰中，使皇太極無功而返。
但在鬆錦之戰後，防線土崩瓦解。
關於其瓦解之原因，前人多從戰爭史實而言，而其他內外因素似乎極少入進研究之視界。
然而一物之成、一事之敗，若僅僅糾結於一處而觀，則大體幾近偏執。
故而從其大時代而觀，究其內外原因，似乎對於這一事件而言，方纔爲公允之歷史處理。
故關於關寧錦防線最終頹勢之因，則竊有數條思議。
一：主帥激進漫言
不得不承認，防線於初時在孫承宗、袁崇煥等人之領導下，建設的有條不紊，中心思想亦在於徐圖以進之，憑此推動着防線之發展。
然而自孫承宗被攻訐辭官，袁崇煥不爲閹黨所喜而自罷，防線之建設在其後便經歷了波折。
在崇禎帝即位之後，對於之前掌權的閹黨做了整治，因此在用人方面亦有更新之勢。
在關外局勢如此緊張之時，便把原來主事關寧錦防線修築的人員之一，也就是袁崇煥重新召還回朝，繼續將防線之修築及鞏固進行下去。
於是崇禎帝便召見袁崇煥，史稱“平臺召對”。
崇禎元年七月十四日，袁崇煥入京朝見崇禎帝，崇禎帝在紫禁城平臺召見其同李標等人，在此向袁崇煥諮詢平遼之方略。
袁崇煥對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
袁崇煥在這裏向崇禎帝許諾，已經有平遼方略，而且如果他給以照顧，大概五年就能夠收復全遼領土，崇禎帝表示出了極大的興趣。
然而其中也有一則軼聞，其間休息少頃，給事中許譽卿向袁崇煥詢問五年之略的具體內容：
崇煥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 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 按期責效，奈何?”
也就是說，之前袁崇煥之所講只是對崇禎帝的安撫，於是他察覺自己剛剛所言並不極妥當，便在崇禎帝重新回到平臺之後，又對崇禎帝說：
“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
袁崇煥可謂爲自己開出寬裕之條件，即五年內戶部、工部、吏部、兵部都要予以配合，才能使得五年方略具體實施，崇禎帝對此予以首肯。
這亦算是對於自己漫言海口之補足，自己並非專能不需輔弼。
崇禎帝爲了消除袁崇煥疑慮，便又賜予他尚方寶劍，以示對其重視，再加上之前對於袁崇煥求四部配合請示之首肯，亦算非常時期傾盡全力之支持。
同時袁崇煥亦對崇禎帝進言，力稟希望崇禎帝不要聽信讒言，能夠對他信任。
此“五年平遼”之進策，歷來在史學界都有爭論。
有人說袁崇煥乃經深思熟慮，對於遼東局勢進行正確判斷後，在關寧錦防線順利防衛之情況下，方纔將五年作爲手到擒來之目標。
然而亦有人將“五年平遼”之策看做袁崇煥之個人誇大以及激進的政策，覆水難收，也間接導致其數年後慘死於凌遲極刑下之結局。
事實上，袁崇煥確實在遼事上曾經取得過兩次大捷， 一則是寧遠大捷，二則是寧錦大捷，正是這兩次大戰的勝利，使得袁崇煥對於關外局勢抱有樂觀之情緒。
同時，正如上文所言，袁崇煥自己亦認爲，五年之說是出於對崇禎帝之安撫，因此才“口出狂言”。
在崇禎帝剛剛即位，想要有所作爲的時候，給他打下了一針“麻醉劑”抑或“安定劑”。
若之後有所成就，則相安無事，若今後局勢有變，恐怕袁崇煥之信譽，不管是於皇帝而言，或是對於朝中大臣，甚至是對百姓而言，都會大打折扣。
後來所發生之事也印證了這點。
比如己巳之變，便使得袁崇煥措手不及，他也殞命當時。
如此“漫對”，不僅僅是袁崇煥或是崇禎帝個人受損，整個關寧錦防線，甚至是整個國家的運命都有所波及。
關寧錦防線之瓦解，大概可以將此次提出“五年方略”、激進漫言之“平臺召對”看作是潛流源頭。
二：將帥失和，同室操戈
同室操戈，即是指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一事，其實是明朝內部官員之鬥爭。
需要注意的是，毛文龍坐鎮東江，其實是對後金有着極其重要的牽制作用。
東江皮島可謂海上的戰略要地，在後金大後方隨時可以直插一刀，打亂其計劃，因此東江鎮在後金統治者眼裏，是一個不小的威脅。
己巳之變如果深究其原因，似乎也與袁擅殺毛，從而使得其後方安心有關，因而肆無忌憚，無後顧之憂。
袁崇煥作爲統領一區之長官，在此因爲要統一權力，而將鎮守一方之帥官擅自殺害，實在是有些不理智，有失戰略眼光。
在這裏也掩藏着關寧錦防線潰敗之原因。
三：明廷政治腐敗與農民起義
政治腐敗與農民起義，從來都是中國古代政治的關鍵一體兩面。
明朝後期，便也進入了這個怪圈。
明末貪污腐化成風，腐敗之政，自然會有賦稅之增，有所謂“三餉”之說，即遼餉、練餉、剿餉。
遼餉是因爲要對關外用兵，所以要對農民每畝田地多增收賦稅一分二釐。
分爲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萬曆年間，由於要對關外用兵，故而在對農民的收稅中，每畝多增收九釐銀，共有五百餘萬兩。
崇禎年間，又在原有的基礎上，每畝加徵三釐銀。
練餉，則是在崇禎十二年，繼續加派之賦銀，大約七百三十萬兩。
剿餉，則是在崇禎十年增派之稅賦，按所有的田地數量，加糧六合，每石折銀八錢，一共增加二百八十餘萬兩。
同時，明朝宗室子弟日常所需供米以及居住土地，亦大多通過徵賦獲得，以至於明朝後期人數繁衍衆多，政府無力負擔。
這些重賦成爲人民生活的巨大負擔。
於是，許多被壓迫的農民們紛紛起義，來反抗明王朝的統治，其中就包括了後來對明朝覆滅出力尤多之李自成、張獻忠。
現在回看當時之局勢，遼事在東，農民起義在西，可謂兩頭牽制。
朝廷根本無法專心先應付一邊，再處理另一處。
而明廷選擇雙管齊下的結果就是，效果不甚佳好，則是事倍功半，要付出比從前更多的努力與代價。
這便是在朝廷腐敗之緣由下所產生的窘境。
四：後金(清)征服朝鮮
從後金(清)之角度而言，其旁支軍事行動對於關寧錦防線之潰敗亦有極大影響。
對朝鮮用兵並征服之便是其中之一項行動。
而後金對於朝鮮用兵，其實經歷了兩個階段。
在努爾哈赤進攻寧遠城失敗之後，率殘部退回瀋陽，半年後崩。
這時，皇太極秉承遺命，繼承汗位，是爲天聰汗。是時，後金新敗，而且新汗即位，勢力尚不穩定。
當時大汗皇太極同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一併處理政事，而在皇太極繼位之前，其四人曾並稱“四大貝勒”。
皇太極爲了振作國事，意圖外攻，以勝利來激昂士氣。
然而對陣寧錦亦有前車之鑑，使得他不敢輕易再向防線進攻，於是他調轉槍頭，打算先攻取山東地區，而出兵朝鮮，是爲了先解決後顧之憂，則必須先徵朝鮮。
於是在天聰元年(1627年)，阿敏、濟爾哈朗、阿濟格、嶽託等人帶兵征討朝鮮。
朝鮮不敵清軍無奈妥協，雙方宰白馬黑牛歃血爲誓，約定兩國需遵守約誓，不得違背，從此以後結爲兄弟之國。
這便是第一次徵朝鮮。
第二次徵朝鮮，是在後金天聰十年(1636年)，皇太極眼看勢力做大，便有登基稱帝之念想。
於是在當年稱帝，改國號爲大清，改元崇德。
以後，他要求朝鮮改兄弟之禮節，而以君臣之禮相待，朝鮮國君臣予以拒絕。
於是當年十二月初一，皇太極率領十萬餘軍隊從盛京出發。
爲了防止朝鮮王再次奔逃江華島，皇太極先派遣一支軍隊，約三百人，僞裝作商賈，奔赴朝鮮京城。
後金大軍可謂長驅直入，直至朝鮮國腹地，並於二月十四日圍困了朝鮮之京城。
朝鮮王驚恐十分，逃至南山漢城，於是皇太極亦率兵赴之。
雙方對峙到了第二年正月初二，后皇太極派遣使者，勸服朝鮮投降，並陳明利害，現在形勢對朝鮮極其不利。
同時也開出了投降條件，諸如行君臣之禮，去明朝年號、互通互商、派遣質子等，朝鮮無可奈何，只得同意。
至此，朝鮮已成大清之屬國。
經過這兩次徵朝鮮，其實解決了後金(清)對於明朝作戰、對防線作戰的後顧之憂，朝鮮已成安心之屬。
這對於明清關外戰爭來說，可謂是一個重量級事 件，號稱“小中華”的朝鮮既已歸屬後金(清)，那麼可想見關外之命運、明朝之命運。
五：後金(清)招撫蒙古
蒙古地區作爲明末中間力量，亦爲明後金(清)兩朝所拉攏，若被後金(清)收服，則突破關寧錦防線進入關內，就不是其唯一之選擇。
明末之時，蒙古地區其實分爲三個大部，而其中之分別，則是以大漠爲界，爲漠南蒙古、喀爾喀蒙古、漠西蒙古。
而漠南蒙古則是在明朝與後金之間，起到了一個銜接的作用，於是這裏的戰略地位便顯得十分重要。
誠如上言，作爲天平上的砝碼，偏向何處，便可增加很大勝利機率。
此處勢力亦是犬牙交錯，部族衆多，有鄂爾多斯、巴林、科爾沁、察哈爾等部。
而此處最大的勢力，則是察哈爾部，察哈爾部當時的大汗是林丹汗。
對於後金而言，可謂是西邊一個可怕的對手。
明朝一直給予林丹汗以補給封賞，而林丹汗也樂於受賞，於是領命與後金爭戰。
其間，林丹汗還對努爾哈赤派遣而來的使者用刑辱之。
皇太極即位之後，也在戰略上看到了漠南蒙古之重要性，於是一直在對漠南蒙古的多個部用兵。
察哈爾部感受到了威脅，於是在天聰二年(1628年)的六月西遷到現在的山西塞外處。
而西遷之後，喪失了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明朝亦不會多花費錢糧，於是對於林丹汗的招撫亦停止。
皇太極察覺到了時機，對林丹汗發動了三次進攻。
第一次是在天聰二年九月初六，皇太極親自率軍西征，從瀋陽出發，十月十五日回沈。
這一次戰爭，其實並不只是爲了征討察哈爾部，還是對漠南蒙古其他部的臣服之行，通過這次爭戰，許多部歸於後金治下，承認臣屬於後金。
第二次征戰則是在天聰七年(1633年)四月，皇太極再次領兵出征，此次軍隊中，不只是八旗軍，仍並有路中所會之蒙古部軍。
此次征戰中，並無太多收穫，然而對於林丹汗來說，又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他再次被逼西遷，最後身死異鄉。
天聰九年(1635年)二月二十六日，後金開始了第三次西征，這一次皇太極沒有親自領兵，而是派遣多爾袞、豪格、嶽託等人出戰。
多爾袞利用部下南楮與林丹汗遺孀蘇泰的姐弟關係，不費兵刃收復察哈爾部，此時林 丹汗之子額哲亦表示了臣服之意。
於是皇太極將察哈爾部遷至義州，同時亦設機構管理之，封賞額哲爲親王並配以格格。
至此收服了林丹汗之察哈爾部，即可意味收服漠南蒙古，蓋林丹汗從前爲漠南蒙古部之宗主，後金此舉，可謂一舉將蒙古歸於自己治下。
當時有言，“明未亡，諸部皆折入於大清，國計愈困，邊事愈棘，朝議愈紛，明亦遂不可爲矣。”
此後，皇太極通過對於蒙古的管理，使得後金(清)與蒙古的關係越來越近，甚至“滿蒙一家”。
其內核不外乎幾點，聯姻、封官、編制、攻心。
所謂聯姻即顧名思義，姻親關係，後金(清)最高領導者的后妃之中，有許多便是來自蒙古部落，更不用說其他臣子。
同時，對於蒙古部歸服的首領們，予以封賞，大多封賞親王，譬如上文提到的額哲，就是此例。
所謂編制，就是將蒙古仿照滿族舊制，編入旗內。
以至於後來蒙古有蒙古八旗，而漢人亦有漢軍八旗，這算是後金(清)對於異族的一種同化管理。
最後的攻心，即是以蒙古、滿洲習俗相同、語言相近爲說辭，勸服蒙古各部能與滿洲同心同德，共同抵禦明朝之攻擊。
經過了這些舉措，滿蒙之間的關係日益加深。
這也爲皇太極日後繞道進攻關內，以及正面對攻關寧錦防線，解除了後顧之憂，從而無需費力西顧。
於是，後金(清)在征討了朝鮮並使之臣服，招撫了蒙古並使之朝貢之後，便強大並發展了自身，使得進攻明朝之舉並無後顧之憂。
然而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說，正是後金(清)強大了，於是便有實力去臣服朝鮮、招撫蒙古。
因爲滿洲人在這幾十年裏，雖然經歷了幾次大敗，但是他們也並未因此而沮喪失意，而是積極努力地去找尋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來充 實發展自身，他們的向外拓展無可避免。
況且，將朝鮮、蒙古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之中，可謂一奇招。
從前爲了抵禦異族，各朝各代都會在邊疆修築長城，以保邊疆之和平，防止夷狄入侵。
而滿洲人本身就是異族，因此其戰略眼光自然與從前之漢人朝代不同，就其曾在未入主中原時，所主張的“滿蒙一家”的思想， 便可窺一斑。
於是在邊疆戰略上的眼光得當，使得後 金(清)又多了兩個幫手。
一則在大後方給予支持，一則在邊境之地有可以突破的狹口，再者也爲一統華夏之後的民族政策，找到了最初的源頭參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