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流星。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
——唐·岑參《初過隴山途中呈字文判官》
在我國古代，快遞業的發展對於一個王朝而言絕對是不容忽視的重大工程。倘若遇到邊關告急，又或是流民叛亂，一個具有強大通訊能力的快遞業，往往能夠及時將消息送達朝廷，從而使官方提前搶佔先機。
正因如此，歷代王朝的統治者們紛紛從國家層面開辦起快遞業，不僅建設了諸如“驛站”這樣的快遞點，還對重要文書設立了“八百里加急”等時效性要求。
那麼，古代官辦的快遞業，究竟是怎樣的呢?
一、唐代篇
在沒有航空件當日達的古代社會，古人們爲了提高快遞的效率，也是花了不少的心思。
唐朝政府規定：快遞每天至少要送出一百八十里，若是重要文件的話，就要求三百里，如果是皇帝頒佈的敕令，則須日行五百里。
五百里放在現代看起來不多，但對於唐朝人來說已經是飛一般的速度了。畢竟南北朝時北周宣帝的御馬，也不過日行300裏的速度罷了。
爲了達到這近乎於苛刻的考覈要求，唐朝人也採用了不少辦法。比如唐朝快遞員們走的道路，是從秦漢時期繼承下來的“弛道”，妥妥地一條私人版高速公路。
這樣的高速公路，以長安爲中心建設了8條，而長安以外的州縣，相互之間也有通道，這些基礎實施的完善，極大的提高了快遞的效率。
此外，唐朝政府還在快遞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據史料記載，唐朝的驛站每隔20裏便有一個，全國約有1600多個，這些驛站不僅如同高速公路服務區一般，負責驛卒的食宿與馬匹更換，還兼顧了來往官員們的接待工作，算得上是一個多功能綜合大平臺。
鼎盛時期，唐朝全國有1639個驛站，各驛站設有驛舍，配有驛馬、驛驢、驛船和驛田。從事陸驛、水驛等各種驛務的服務人員共二萬多人，還有1萬多驛兵。
這樣龐大的快遞系統，自然會有對應的管理規範。唐律規定，驛卒送快遞時，每次經過驛站都必須換馬，否則就會受到杖八十的處罰。
如果快遞超時，或是應遣而不遣者，杖一百;文書晚到一天杖八十，兩天加倍，以此類推，最重的處徒罪二年，因書信延誤而遭致戰事失敗則判處絞刑。
嚴格要求基層員工的同時，唐朝政府也不忘給驛長制定工作準則。比如唐律就要求驛長每年覈實驛馬死損肥瘠，以及驛站的經費，並制定了相應的獎懲措施。
在唐朝高速運轉的快遞制定下，安史之亂的消息，僅僅6天就從范陽傳到了唐玄宗耳朵裏，唐玄宗這纔有了備戰的時間窗口，可見一個高效的快遞業，有時甚至關乎於一個王朝的興衰呢。
二、明朝篇
驛站的發展來到明朝後，逐漸成爲一個遍佈全國幹線的龐大體系，據史料記載，明代每60裏設置一驛站，全國上下設立了近2000個驛站。
到了明朝中晚期，國家財政入不敷出，明王朝越來越無力負擔這樣龐大的人員薪酬以及馬匹費用了。於是，明王朝便把一部分驛站的招待費，通過徵稅的方式攤派給百姓。結果這一舉動招來了海瑞的反對，向來以清廉著稱的海瑞一紙奏章上書朝廷，痛陳苛捐雜稅之苦，然後不管不顧地將自己下轄地區的招待費一口氣降低到原先的1%，贏得百姓交口稱讚順便得罪了一大批同僚。
到了明朝末年，崇禎帝實在供不起這麼多的驛卒，結果簡單粗暴的來了場大裁員，一口氣下崗了約30%的驛卒，哪知下崗員工中有個叫李自成的人，再就業選擇了當大順軍，親手逼得老闆崇禎上了煤山。
不過，明朝官辦快遞業走向落寞之時，民間的快遞業卻得以發展。在資本主義的萌芽思想下，明朝永樂年間，京城就出現了由民間資本運作的“私信局”，平民百姓們終於也能用上特快專遞了。
三、清代篇
明朝末年歸於沉寂的官辦快遞業，在清朝時代卻又迎來了第二次輝煌。
清代的驛務由兵部車駕司管理，驛站遍佈全國，就連一些邊遠縣城都設置了“縣遞”，其縱深程度比起明朝來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過，清代的縣遞雖然也有驛馬，能夠履行驛站的職能，但卻並不能算作正規驛站，僅僅是作爲驛站的輔助功能出現。
這樣遍佈全國的驛站，也讓清代的快遞時效提升了不少。唐朝時日行五百里的極限，被清朝人輕鬆打破，日行六百里甚至日行八百里的記錄，越來越多的出現在清代的文獻中。
康熙年間，三藩叛亂的消息九天便送到了京城。這份高效的背後，是清代對於快遞時效的高標準嚴要求。
清代政府規定，如果文書上標註了“馬上飛遞”的字樣，就需要用日行三百里的速度送出，如果是緊急情況，還可以寫上“六百里加急”或者“飛折八百里驛遞”等字樣，以表示這封緊急公文需要用日行600裏或是日行800裏的速度送達。
這套高效的快遞系統，到了咸豐年間的太平天國之戰中算是立下了大功。當時清軍若在前線打了勝仗，便將捷報加急送往京城。
派去送信的馬匹身上繫有鈴鐺，沿途的驛站一聽見鈴鐺聲起，馬上用新的馬匹接力傳送捷報。正是靠着快遞的高效率，清朝政府才得以及時掌握前線動態，並在第一時間對戰局發展做出決斷。
可以說，有了驛務，清朝政府就如同有了千里眼，順風耳。然而這番神通在隨後西方列強入侵時卻吃不開了，誰讓西方列強們雖然沒有驛站，卻有足以媲美八百里加急的電報呢。
清朝政府用着古老的驛站，忍受着“奏摺往返需五十餘日”之際，列強們早已用電報完成了降維打擊。李鴻章等洋務派官員一看這樣不行，連忙“師夷長技”跟着用上了電報。
事實證明，這份技術革新在中法戰爭期間起到了關鍵作用，用李鴻章的話來說就是：“適值法人起釁，沿海戒嚴。將帥入告軍謀，朝廷發縱指示，皆得相機立應，無少隔閡……中國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神速者。”
電報的崛起也代表着驛站的謝幕。古老的驛站，就這麼在浩浩蕩蕩的時代大潮裏隨波而逝，只留下訴不盡的千秋故事，在歷史的風雲中迴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