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名利
嚴耕望終身以“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爲座右銘，並認爲“後六個字極不易做到”，而做不到即不能成爲一個“堅強純淨的學術人”，也不要想在學術上有較大的成就。
1964年，嚴先生應香港中文大學之聘，擔任新亞研究所導師。據他的學生回憶，中大當時給高級講師的舉家旅費是坐飛機的標準，而嚴先生一家則改乘輪船抵港，節省下來的錢以貼補家用。事實上，來港前嚴耕望的生活已經相當窘迫。當時，在香港高校任教薪金要高出臺灣好幾倍，然而嚴耕望赴港更多是出於對老師錢穆的支持，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淘金”。在港期間，爲了專心於《唐代交通圖考》和《國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和著述，嚴耕望一如既往地堅持史語所時期的“三不原則”——不兼課、不參加任何活動(包括學術會議、演講)、不寫普及性文章賺稿費，理由是花費時間太多，所得不償所失。
1973年，香港中文大學有講座教授一席空缺(香港的大學採用英國制度，每一系只一位“講座教授”，且爲終身制，其餘全部爲講師)，當時已經是“中研院”院士的嚴耕望衆望所歸，然而由於講座教授需兼行政，而行政工作在他看來對學術研究頗具“殺傷力”，故而這一在尋常人看來能名利雙收的位置最終還是被嚴耕望婉言謝絕了。直到65歲退休，嚴耕望在香港中文大學還只是一個高級講師。余英時在《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一文中說，嚴先生在名利面前這種“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治學的勇猛精進、鍥而不捨，恰好互爲表裏、剛柔相濟。這或許就是錢穆先生認爲聰明人最缺的“毅力與傻氣”吧。
捨命報恩
余英時曾說，任何人曾對嚴耕望有過一點幫助，他都永誌不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對錢穆和傅斯年兩位先生的感戴，非但是永誌不忘，甚至可以說是不惜以個人健康乃至生命回報!
據嚴耕望的弟子廖伯源回憶，嚴先生逝世後，夫人段畹蘭謂先生平日常自以其生活規律有節制，當可活到九十以上。蓋欲長壽以完成其規模龐大之研究計劃，誠可謂一科學的工作者。嚴耕望自年輕時起，就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從不開夜車趕工。然而，去世前一年偏有一次致命的破例。1995年初，臺北《史語所集刊》傅斯年百年紀念專號徵稿，嚴耕望認爲其一生事業學問，受惠於傅斯年的識拔，所以不顧血壓高、中耳不平衡等疾病在身，“拼了老命也要趕出論文以紀念傅先生”。連續兩個多月趕寫文章，常過深夜十二點才就寢，完稿前幾天，甚至工作到凌晨兩點多。以近八十高齡一改數十年之習慣，故而文章寫完後大病一場，健康狀況大大受損，此後常走路不穩，站起會頭暈。兩個月後，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爲紀念錢穆百齡誕辰，舉辦學術研討會。爲表達對老師的尊敬，嚴耕望仍強自振作，每天一早坐巴士去學校出席會議，但在準備講稿時已明顯力不從心，只得對學生說，等過了錢先生的研討會後要好好休息，待養好精神再繼續做研究。當年暑假，醫生診斷出嚴耕望有輕微的帕金森症狀，腦部有微血管阻塞。多次醫療與檢查，都沒有明顯的效果，病情時好時壞。1996年6月赴臺治療，期間曾一度病情轉好出院，然卒以突發腦溢血送救不治，於10月9日逝世，享年81歲。
嚴氏晚年最得意的弟子李啓文在整理老師手稿時發現，嚴先生有很多尚未發表的文章其實早已寫就(屬於《交通圖考》第六卷範疇)，但他爲傅斯年紀念論文集投寄文章時，竟沒有使用這些成品，而是就另一課題(唐代人口)重新撰寫，顯然是想在學術研究上再提供一己之心得，以此誠意報答傅先生當年的知遇之恩。李啓文不禁感嘆：“可惜付出的是生命的代價，換來的是無可補償的損失。我曾這麼想，歸田師由傅孟真先生提拔，五十年後又還於傅先生，似乎冥冥中別有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