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韓復渠之子的回憶錄）
幾乎所有的傳聞都確認：父親身中7槍，不過有說頭部中2彈，軀體中5彈;有說全部擊中胸部。紀夫人和五叔爲父親開棺料理遺體時，劉熙衆及第三集團軍第二十二師軍醫處長姜墨林等也在現場，他們都證實父親“身中7槍，都在胸部”。
父親是1938年1月24日在其被羈押的小樓裏遭槍殺的。當時現場發生的一幕，沒有目擊者的報告，有的只是傳聞。不過各種傳聞大抵一致，或許比較接近事實，這裏姑從其說。
是日晚7時，兩名特務上樓對我父親說：“何部長找你談話，請跟我們走。”父親起身欲走。特務問：“家裏有沒有事?你寫信我們可以送到。”父親說：“我沒有家。”隨即下樓。他走到樓梯中間拐彎處，發現樓下已佈滿荷槍實彈的特務和軍警。他對前面領路的特務說：“我的鞋小，有點擠腳，我回去換雙鞋……”遂轉過身去，剛要上樓，背後槍聲大作。他回過頭，只說了聲：“打我的胸……”便倒在血泊中。
幾乎所有的傳聞都確認：父親身中7槍，不過有說頭部中2彈，軀體中5彈;有說全部擊中胸部。紀夫人和五叔爲父親開棺料理遺體時，劉熙衆及第三集團軍第二十二師軍醫處長姜墨林等也在現場，他們都證實父親“身中7槍，都在胸部”。不過，由此又引出一段傳聞，說是蔣介石事先已囑令劊子手不要打韓頭部，因爲他是二級上將，又是一省主席云云，是耶非耶，姑妄聽之罷了。
第三集團軍將領及山東省府委員在山東曹縣聽說父親的噩耗，在驚愕之餘都哭了。孫桐萱派劉熙衆到漢口爲父親料理後事。
25日，張鉞、王愷如見馮玉祥，請其爲幫助探詢父親遺體之所在，擬前往收殮。馮立即電詢賀耀祖，始知已入殮，停於武昌長春觀。
27日，劉熙衆陪同二夫人紀甘青和五叔來到漢口。劉先去見馮玉祥，馮表示出很難過的樣子，長嘆不已。馮說：‘你回來啦，人家這一手真毒，沒想到這麼快!你快去看看他的屍體怎麼辦，其他的事回頭再談吧。”劉說：‘韓主席的家眷也來了，打算領回安葬。’馮說：“在國難期間，他又是這樣死的，可不要鋪張，快去辦吧。”
第二天，紀夫人和五叔在張鉞、王愷如、劉熙衆及谷良民軍長的代表、軍醫處長姜維翰等的陪同下赴武昌長春觀認領遺體。
父親的棺木停放在長春觀的一間空屋中，棺木前小桌上有用黃裱紙摺疊成的一個牌位，上書“故魯主席韓公向方之位”。棺木很大、很考究，通身黑色，前面有硃色木雕文飾。據說棺木是由鹿鍾麟購買的，也有說是何成浚購買的，當然，不管是誰出面買的，估計實際掏腰包的還是蔣介石。
他們打開棺木，檢查遺體，發現父親身中七槍，都在胸部，血跡已代洗淨，頭面部亦無傷痕。他們一行原先以爲收殮得一定很差，故而準備好了更換的壽衣和被褥，看到一切裝殮得很整齊，大家商議，已無再換的必要，就由紀夫人用手巾爲父親淨了面，將準備的壽衣覆蓋在遺體上，另加一幅綢子苫單，蒙蓋全身，再將棺木蓋上，並在棺外做了付棉棺套。
事畢，劉熙衆再去見馮玉祥，報告爲父親認領遺體的情形。馮問：“打算葬在哪裏?”劉說：“決定先葬在雞公山，戰事過後，他的家屬還要運回北方安葬。”馮說：“很好。”後又談到劉回山東的情況，劉說“我回去不兩天，孫桐萱答應邀集各軍、師長研究發電的事，想不到他們還沒來齊，即接到這方面的消息，我馬上就趕回來了。孫桐萱處在蔣伯誠的控制下，他沒有敢作敢爲的魄力，所以事情沒有辦好。”馮說;“瑞伯對韓的事盡了很多力。審判時，他想爲向方設法開脫，沒想到一切辦法終歸無效。很多人私下裏說，這是對雙十二事件的報復，看來是頗有道理的。”劉後來撰文說：“馮對韓的態度，由韓被捕至死，是可看得清楚的。至於外間所傳，馮亦主張殺韓，完全是蔣方放出的一種空氣，絕對不是事實。”
弔唁期間，親朋故舊爲避嫌，不敢前往，場面自然十分冷清，只有父親的摯友、時任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的孫連仲全副戎裝前來鞠躬致祭，並送來花圈。軍醫處長姜維翰也代表谷良民軍長送來花圈。
由於父親生前多次前往雞公山，對那裏的自然景緻情有獨衷;加之雞公山又在孫連仲的防區之內，便決定暫時將父親的靈柩安葬在那裏的蒼山雲海之間，俟戰事結束後再遷回北方。
墓地是由鹿鍾麟和孫連仲一起勘定、購買的，地點在雞公山南崗風景區一處松柏成蔭的山崖下面。父親的靈柩用火車從武昌運到武勝關，再用汽車拉到雞公山。下葬那天時屆中午，天降大雪，萬籟無聲，在寒山遠樹之間，但見一隊送殯儀仗及一具由數十人擡着的巨大棺木沿山道向墓穴緩緩行進，兩乘藍呢小轎緊隨其後，紙片夾雜着雪片漫天飛舞……
傍晚時分，在一座三尺見方的新土墳前豎起一通簡樸的青石碑，上書“韓公向方之墓”。
全部殯葬活動皆由孫連仲主持.
1954年，父親的靈柩由其家人遷葬到北京西郊香山腳下的萬安公墓，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鐫刻着“韓復榘”三個大字，下邊是“1891—1938”。在那片幽靜的墓園裏，與父親長眠在一起的還有谷良民、葛金章、何思源諸先生。
不管蔣介石出於何種動機，在生死存亡的民族戰爭中，蔣以“不遵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追究父親的責任，他應無話可說。
蔣介石爲什麼要殺韓復榘?幾十年來，一直是人們熱議的話題。
要討論這個問題，首先必須明確，韓究竟有沒有犯罪?
在“高等軍法會審”對父親的判決書中，把“不遵命令，擅自撤退”規定爲他的主要罪狀，應該說，如此定罪是沒問題的。因爲他的確沒有遵照大本營的命令去“死守泰安”。“軍人以服從命令爲天職”，這是常識，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就是犯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至於判決書中所謂“勒派煙土、強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繳民槍”等“罪名”，不過是刑名師爺的文字遊戲罷了，不足與論。
“撤退”同“進攻”、“防守”一樣，都是一種戰爭形式，本無可厚非。問題的關鍵在於，“撤退”可以，但不能“擅自”。抗戰以來，棄守名城的國軍高級將領不知凡幾，但人家都是“奉命撤退”，何罪之有?更有“奉命”當漢奸的，後來還成了“曲線救國”的英雄呢!那麼別人爲什麼可以“奉命撤退”，韓就必須“奉命死守”呢?爲什麼劉峙丟了保定、石家莊就不算平漢線北段門戶大開;韓丟了濟南、泰安就是“津浦線北段門戶大開”呢?這應由大本營來判斷，最終解釋權在最高統帥，不是戰地指揮官應該過問的。如果父親因此就認定是“蔣先生借日人之手消滅異己”，也只能私下發發牢騷而已。
不管蔣介石出於何種動機，在生死存亡的民族戰爭中，蔣以“不遵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追究父親的責任，他應無話可說。
人們之所以指蔣介石殺韓有“消滅異己”、“挾私報復”之嫌，即在他的雙重標準。
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於津浦線上失守濟南的同時，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峙於平漢線上連續棄守保定、石家莊，一路跑回鄭州，因此有了“長腿將軍”的雅號，非但未受任何懲處，反而冠冕堂皇地在開封會議上協助軍統特務綁架韓復榘。
現在普遍認爲，父親的死與他在“西安事變”中的態度有關。蔣介石都被釋放了，別人紛紛鳴放鞭炮，馳電祝賀，父親竟當着蔣伯誠的面，說張學良做事“虎頭蛇尾”!難怪馮玉祥說起蔣殺韓的一段公案時，感慨道：“很多人私下裏說，這是對雙十二事件的報復，看來是頗有道理的。”
梁漱溟於1980年代接受美國人艾愷採訪時，曾就父親的死因作如下解釋：“韓在無意中得罪了蔣(介石)，所以蔣把他槍斃了。怎麼得罪蔣呢?就是西安事變。”
梁漱溟在接受汪東林採訪時說：“蔣介石藉此殺了韓復榘，是殺一儆百，還是消滅異己，史家評論，都認爲是重在後者，我以爲是有道理的。”(出處)
傅瑞瑗說：社會上“還有一種說法，即蔣介石本不想對韓先生採取如此嚴厲的手段，都是李宗仁施加的壓力。”
1938年夏，國民黨在漢口召開特別代表大會，何思源遇見何應欽，說起父親被殺的事。何應欽說：韓被殺，主要是因爲他不聽命令，擅自撤退，影響軍心。何應欽又說：“韓太剛愎自用，特別是得罪了李宗仁。李宗仁告韓不聽命令，主要是兩個電報：一個是‘全面抗戰，何分彼此’;第二個是‘南京不守，何守泰安’。” 何思源認爲，“何應欽的話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二何的談話是兩位國民黨高層之間的私下交流，官腔應該少一些，何應欽又是韓案的審判長，他特別強調父親的兩個電報得罪了李宗仁，是他被殺的主要原因之一。蔣介石在開封扣韓前後都曾與李宗仁、白崇禧磋商，足見李確是參與其謀。
不過，在李宗仁擔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期間，得罪他的遠不止父親一人。看起來，得罪李是否會送命，也不完全是李說了算。具體到“韓案”上，李狀告韓，既合蔣意，亦泄己忿，可謂公私兩便，同惡共濟也。
外間還有一種傳說，即馮玉祥亦主張殺韓，主要依據是馮在擔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時，曾寫信給蔣介石告韓的狀，又據說馮曾在私下說過一些狠話。
傅瑞瑗在臺北曾與石敬亭是鄰居，經常聚會閒聊，在他的回憶文章裏是這樣說的：“還有一種說法，即韓(復榘)的死是馮(玉祥)借刀殺人的結果。馮聽到這種話後，流淚了。馮說：‘我又不是真正的領袖，人家要殺韓向方，我不讓殺，人家能聽我的嗎?韓向方是我一手培植起來的，一個做父兄的，眼看自己的子弟被人一刀爲快，我是什麼心情?散佈這種流言的人真是居心叵測!”
1938年1月11日，父親在開封被蔣介石扣留。4天后，即15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組，取消副委員長制，馮玉祥被免去副委員長職，改任委員，連常委都不是。馮韓之間的關係意味着什麼，馮玉祥比誰都清楚。
至於外間所傳父親與劉湘、宋哲元聯合，“密謀倒蔣”，甚至“聯日倒蔣”云云，則純屬惡意抹黑，是軍統局專職或兼職特務散佈的謠言。無論是蔣在開封軍事會議上對他的嚴厲斥責還是高等軍法會審關於他的判決書，都沒有這方面的指控。魯迅說過：“叭兒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嚴厲。”誠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