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苦生活
遊國恩先生1942年暑假應他的好友羅常培先生邀請到昆明任西南聯大兼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的。由於當時日本飛機經常來犯，聯大教師多住在鄉下。遊國恩家住在離城二十華里的龍頭村。鄉間住宅條件差，有時甚至漏雨，所以曾多次搬家。直至1945年7月才搬進城去住。住在鄉間時，進城上課都須步行(後期有一半路可乘馬車)，因此遊國恩的課都集中在一兩天內上完，授課期間在城裏學校的教師宿舍住一兩天。由於通貨膨脹嚴重，物價飛漲，薪水入不敷出，遊國恩當時還兼了兩個差，一是在留美預備班講課，一是在雲南大學附中教國文，教學任務極爲沉重。不僅如此，向來不過問家務的遊國恩還要負責買米和買柴炭。大概城裏的“公米”要便宜點，記得有一陣他每逢發了薪水，就從城裏買兩袋來，請肩夫挑回鄉間家中。有一次他隨着肩夫走到大西門，肩夫竟故意在亂哄哄的人羣中快步行走，走得不知去向。遊國恩丟了米，就買了兩根甘蔗扛回家。妻子問他：“米在哪裏”?他笑着說：“讓挑夫挑走了，”但他隨即又說：“他比我更需要。”關於這段艱苦的生活，遊國恩曾寫過一首題爲《昆明大西門外口號》的詩，可作爲當時情況的寫照：“先生墨者懦，一生得枯槁。棲棲牛馬走，僕僕沮洳道。持此衰病軀，犯死換溫飽。搖搖戰風霜，城上有勁草。”
教學與研究
遊國恩在西南聯大四年(1942年至1946夏季復員)，一直講授中國文學史概要，並先後開設了唐宋文、近代詩、韓愈文、黃山谷詩、文言習作等課程。當時的講義都是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寫成的。此外，還要指導學生寫畢業論文。又，從1944年至1948年，每年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中國文學部舉行畢業生考試，均有請遊國恩擔任考試委員的。除教學任務外，遊國恩還在校內外作過多次學術演講。如1942年來校不久就在昆明廣播電臺作題爲《論諷刺》的演講，(刊載於《國文月刊》第21期)同年12月，在昆明中法大學作《論寫作舊詩》的演講，(載於《國文月刊》第23期)1943年在西南聯大文史講座作題爲《楚辭中的女性問題》的演講(附錄於1946年出版的《屈原》一書，改題爲《楚辭女性中心說》)，1944年在雲南大學文學史會作《文學與諧隱》的演講(發表於1944年4月12日昆明《掃蕩報》)等。
雖然時間已經是十分緊張，但遊國恩還寫了《槁庵隨筆》十五則(連載於《國文月刊》1944年第36、38、40期)、專書《屈原》(1946年，勝利出版社)以及其他一些論文。《屈原》一書是1945年應潘公展之請寫的。據說原來曾向樑守岱先生約稿，因樑先生太忙，才轉薦遊國恩承擔。潘、樑二位與遊國恩均不相識，他們薦請遊國恩的原因，正如編印組在《作者小傳》中所言，遊先生“精研楚辭”，有多本著作問世，“極爲士林所推崇”。《屈原》是一本約十萬字的屈原傳記，其中“對於屈子姓名、裏貫、家世及學術思想篇章文藝諸問題之考證論定，不獨發前人所未發，亦可補遊先生以前著述所未及”。這本書是在極困難的條件下寫成的，但遊國恩不願利用自己的舊著“偷工減料，潦草塞責”。同時，他在書中再次說明：抗日戰爭前夕他在青島山東大學教學時講授楚辭，“是有意在做宣傳工作，宣傳‘三戶亡秦’的民族主義”。
《屈原》一書中還指出屈原的死決非出於怯懦或消極的避禍，而是旨在“喚起國人”，“以拯救垂亡的宗國”，“確有重於泰山”。並指出“我國歷史上無數的忠義之士，……(他們的出色表現)就是屈原這種寶貴的政治道德所養成的”。從此又可看出，遊國恩的學術研究與他對國家民族的強烈使命感是相結合的。
遊國恩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在山東大學任教時就着手編纂的《楚辭長編》，當時已編就《離騷》、《天問》二卷，有油印本發給學生參考。其他各卷，也已徵材略具。由於時局動盪，來到大後方後又因圖書缺乏等原因，編纂工作被迫擱置下來。1943年初，他在友人推薦下，曾一度考慮將已成卷的《離騷》、《天問》先去付印;爲此曾與中文系羅庸教授相商，並請他寫一序言。後因這兩卷的原稿也已丟失，所存油印稿有脫錯，手頭無書，不能一一校正，且考慮到有的資料須補充，有些新的研究成果也無暇補入等原因而終於未拿出去發表。但羅先生仍將他寫的序——《楚辭纂義敘》發表了出來。(見1944年《國文月刊》第31、32期合刊)序言稱：“澤承此編，承近世學風之變，兼前人累世之長”;並舉出其在諸多方面超過前人的地方。序言還指出，此書含有“八善”、“二長”;“雖舊說之淵海，實新義的甾會”。並說“此書一出，行見羣爝息光，一星獨耀”。序言不僅高度評價了遊國恩在楚辭學史上的地位，而且說明《離騷》、《天問》二卷後來出版時雖經他遍尋了一切可能得到的材料，並對有的按語作了訂正，但它的成書在當時也已經成熟了。
赴大理修縣誌
1944年暑假，雲南大理縣政府聘請海內文理方面專家“以現代方法重修縣誌”。
西南聯大文科受聘的教授有羅常培、鄭天挺和遊國恩。——遊國恩負責文徵、宗教、人物、名勝古蹟等方面的修纂，並利用有關資料撰寫了《白古通考》、《南詔德化碑校勘記》、《夷族令節考》等五、六篇論文。可惜這些論文已尋找不到。但最近卻在他的筆記本里發現有關大理名勝古蹟文獻考證的文字和與上述文章有關的材料，應是他爲修志寫的手稿和所蒐集的材料。遊國恩的《大理名勝古蹟文獻考》部分已在《白族文化研究》創刊號上發表(民族出版社2002年4月)。吳棠先生在《遊國恩大理名勝古蹟文獻考點校後記》中稱：這是一份有關大理和白族歷史、文化的重要文獻”，“對大理建設民族文化大州、弘揚優秀的白族文化，以及恢復開發新的景點，都具有現實意義”。遊國恩的這批手稿，連同此前他在大理喜洲華中大學時撰寫和已公開發表的《火把節考》等文，以及有待尋找的多篇佚文，都是抗戰時期他對發掘和弘揚中國西南民族古老文化的貢獻。
賦詩論詩
1939年遊國恩隨當時所在的武昌華中大學遷到大理喜洲後，正是日寇大舉侵華，大部分國土淪喪之時。遊國恩憂心國事，開始經常寫作舊詩以寄懷。到西南聯大後，仍詩興不減，連同在喜洲寫的詩總共有一百多首。可惜經過“文化大革命”，找到的已經很少。由於寫詩多，不僅校外的人請他作《論寫作舊詩》的演講，連聯大新詩社1941年也請他作《論詩的欣賞》的演講。他也經常與同人賦詩論詩。據浦江清先生1943年2月7日的日記載：“天陰，寒甚。在聞一多家圍爐談詩。遊澤承談散原詩尤有勁。傳觀諸人近作，佩公(朱自清)晚霞詩，重華黃果樹瀑布詩，澤承律詩數章均佳。”浦、朱二先生都有與遊國恩唱和的詩。遊國恩和朱先生在談詩論學問方面很投合，朱先生逝世時遊國恩寫了一首很動感情的輓詩《哭佩弦先生》：“十年漂泊得生還，塵浣征衫鬢欲斑。反胃陳王妨飲食，解頤匡鼎動愚頑。文章新變空餘子，憂患平生塞兩間。太息唐樓鹹故事，與君斟酌陸渾山。(自注：昔與君同寓昆明北門街，衡宇相望。一日，餘訪君於唐公樓，因論討及韓公《陸渾山火》，不覺移晷，大暢詩旨而去。)”此詩原載於《中建》雜誌1948年北平版1卷4期。原件朱夫人一直珍藏，存於清華大學檔案館。又化學系著名教授黃子卿先生工書法，並喜寫作舊詩。在聯大時他看到遊國恩的詩很佩服，經常帶自己的詩作到家中來，與遊國恩討論寫詩。遊國恩去世時，他贈的輓聯寫道：“落花依草哭丘遲，卅年舊交，兩行熱淚。春樹暮雲懷李白，千篇新著，一代詞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