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祕：明朝文官中爲何會出現歧視現象?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會試中式舉人、監生與吏員，這些不同身份的人通過禮部或吏部的具體選拔考試後，在吏部聽選、授職過程中，由文選清吏登記其出身方式而依制授任。於“進士”而言，通過禮部會試的中式舉人殿試後分別獲賜“進士及第”、“進士出身”或“同進士出身”的身份等級，後二者赴部聽選時，無須再如唐人須經吏部選試方可授任，而是直接進入登記與娃選授職階段。
監生(包括舉人、貢生等)、吏員各自按要求歷事、服役期滿後，赴吏部參加吏部組織的考試，考中者即獲得官員身份，文選清吏司責成填寫考試時身份類型—此類型只標明其獲得官員資格的途徑，而不再是他們當下的等級身份，同樣由稽勵清吏司整理、貼黃。“進士”、“監生”、“吏員”等身份，經過吏部二司的登記、整理，伴隨各自終身，作爲各自的“出身”類型
一、明朝的文官出身
需要指出的是：出仕之途，應指科舉、歷事、資次等方式;進士、監生、吏員則是文官的入仕前身份類型。因爲這些出身類型與出仕途徑基本一一對應，明人在言及入仕途徑時，往往假借或省略而言之，如前引丘濬《大學衍義補》三處文字，所謂“入仕之途”有三，爲進士、監生、吏員”之語，實即“進士(由科舉中式)、監生(歷事)、吏員(資次)”的省略。
明人入仕有不同途徑而有相應出身。對於文官的不同出身及不同的入仕方式，明制，這方面的內容都要登記貼黃，而且，與王朝對官員整個仕宦生涯的升降遷轉管理都要聯繫起來。這一制度，由明太祖於洪武四年即已將前期實踐加以定製實行，將文武百官的姓名、籍貫及“起身”等詳細記錄，並蓋玉璽存於內庫。
爲防止日久錯漏，命吏部每月一次更貼有除拜、遷調的官員貼黃，每歲終以其籍進忙於內庫，作爲定製。此時尚稱“起身”。洪武二十六年《諸司職掌》貝詳列了初選者赴選部登記候選時的各種身份—進士、監生、通經、秀才等。吏部文選司登記的選人出身記錄，授職過後，即付稽勵清吏司，由其負責整理、用印、交付(內府一份)、保管(本司一份)及續轉等事項。《明會典》卷十一《吏部稽勒清吏司貼黃》部分記載甚詳。
明代文官初授之後，各自有升降遷轉。《吏部職掌》、《明會典》等記載着專門的條文事例處理，其規定有選任程序(如類選、推升、保舉、改調等)、有特定部門官職的選授遷轉，有特定出身的升職規定等等。這些規定，影響着官員的仕途進程與發展空間。和初選一樣，這些條文制度，仍然是分類別規定，進士、舉人、貢生、例監等分別不同。在制度的實際實施運行中，一傳再傳之後，更是放大了這種出身帶來的進遷差異，對官員的仕途命運形成了明顯的出身效應。明代中後期，這種出身效應被放大而成爲政治問題。
一方面，我們可以從制度設計上看到出身差異，也可以從明人的切身言論到這種出身效應帶來的官場態勢。衆多材料，皆揭示出明代論議資格的重點，即在“出身”之上，將宦海沉浮的關鍵因素幾乎與出身差異聯繫起來，並逐漸衍生出反對出身歧視，爲舉貢不平的思潮，嘉靖朝論政行政的熱點“三途並用”，即是這種思潮的典型體現。
穆宗登基，下詔又再次強調要三途並用”而不拘資格：“朝廷用人，惟求任當其才。若拘泥資格，使舉人絕望於九卿，歲貢不得爲方面，殊非飭吏治、作士風之意。今後吏部用人，毋拘三途，但有才能卓異者，即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三例見三十餘年間，雖屢申並用之令，但依然是進士晉升速度快，發展空間大，預期品級髙;舉人、貢生出身官員的上升空間己有既成禁錮慣例—即己形成授任方面的非正式制度。
顧炎武痛心明亡，斥責此種現象曰：“明初薦闢之法既廢，而科舉之中尤重進士……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廣西、雲貴不以處之。以此爲檢曹一定之格。間有一二舉、貢受知於上，拔爲卿威，大僚則必盡力攻之，使至於得罪譴逐，且殺之而後己。……科第不與資格期，而資格之局成。”因出身差別形成資格之局，正是明代資格制的主要內容與朝代特色。明代前期起翰林官幾乎已爲一甲進士與庶吉士的專任，嘉靖時文徵明以歲貢得薦入翰林，已爲“只會中狀元”的姚洙、楊維聰幾誚，實與輕視非進士出身的思維習慣一脈相承。
上言進士、舉貢在晉升、遷轉之路上都存在着極大的差別，而降調命運，非進士出身者乃得首當其衝。嘉靖時陳建《任官十議》言：“今仕途惟進士出身者不限。其舉人監生，每榜所選，初一考察即十點去二三矣，經再考察十已點去六七矣，經三考察不去者十一而己，況雜流乎?”明代以考察來淘汰官員而爲揀選舉貢提供機會，陳建此言，乃見舉人、監生及吏員等雜流得官甚難而失官更易。
二、明朝人對出身歧視的批評
丘濬即指出：“祖宗所恃以求賢輔治之具，誠莫先於進士一科，是以百年以來，凡明治體、建功業者，皆自此途以出。”反過來，這種局面又會強化進士與功業、官員與科舉的關係，正德間名臣何孟春就稱時人有此看法：以進士爲“年少氣銳，州縣職非彼所止，彼能以黃甲自愛，故不安小成而多舉職，旌異之典每先焉”，而監生、吏員出身官因前期的出身授任過程中長時間的壅滯，所以“監生、吏員出身者流，大較鐘鳴漏盡、日暮途窮之人……十人而九皆坐可點之列。”
這種互爲因果的簡單化思維，極易形成成見。至偏重科目已成王朝弊政的嘉靖朝，潘季馴爲進士獨重的辯護就與此思維如出一轍，他在嘉靖三十八年所上《慎選民牧疏》中說：“臣竊謂我國家官人之法雖曰三途並用，而特重進士之科，是歷朝建功立業者，進士十居八九。蓋士子既蒙進士之選，莫不有破碩上進之心，縱有識趣卑污、不自愛惜者亦十之一二也。舉貢之人，每以資格自限，而況歷試多年，方行就選，精力爲之減損，意氣爲之折磨，報國之心輕，營家之念重矣。其豪邁之才、堅貞之操，難保盡無，殆亦十之一二。”
這種將出身與行政操守簡單對應，已屬明顯的偏見與歧視了。而此種歧視應爲主流，這在後來的朝廷政議中可得到側面印證。隆慶四年，吏科給事中賈三近所上之疏，言：“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暴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
隆慶五年，兼署吏部尚書的高拱上《議處科目人才以興治道疏》言：“國初進士舉人並用，其以舉人登八座爲名臣者，難以一二計。乃後進士偏重而舉人甚輕，至於今則極矣!其系進士出身者，則衆向之，甚至以罪爲功;其系舉人出身者，則衆薄之，甚至以功爲罪。”嘉靖朝已起諸途共重之議，三人之疏，顯見明代官員所受評判和待遇，非與自身能力與行政行爲相關，而與出身相關，進士出身則罔顧而從優，舉人則無非而皆劣。
出身歧視，盡在其中。這種歧視，很容易讓人想到晚明白話小說中的牢騷，如《警世通言》中的《老門生三世報恩》，《初刻拍案驚奇》中的《通閨闊堅心燈火，鬧圖圄捷報旗鈴》。
有意思的是，賈三近之疏反對對舉人和進士雙重標準，但該疏另一部分的內容卻又體現了強烈的出身歧視：“又：今州縣正官有缺，率委佐威，大都年力衰耗、資格卑微、漁獵貪黎，雖亟爲被點，而斯民已重狼狽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毋得偏重進士，署印毋得濫授雜流。”其言資格之害，復以“資格卑微”論人，側面反映出便是這些有識之士對於所謂“雜流”的無意識的歧視心態：舉人、進士皆由儒入仕者，“雜流”則多爲由吏入仕者。
三、總結
明代官員個人仕途命運與王朝管理上的這種出身影響效應，雖有其制度上的分類管理因素，然查閱相關史籍文獻後可發現，嘉隆之後，在事關升遷的官員評議上，出身差異演變爲強烈的出身歧視。洪、宣之後，在惟重科目的前提下，進士爲高官，而可憑藉權職建立功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