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知道明代宦官專權嗎?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明代沒有出現後宮干政，明代爲何卻有宦官專權?
開篇思考
在明代二百七十多年的歷史中，雖然不乏太后主政的局面出現，但始終沒有後妃干政的情況，但一直伴隨明代歷史的，卻是宦官專權的現象。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這兩個現象呢?
明代爲何始終沒有出現后妃干政
準確的說，明代的后妃曾多次在特殊情況或特定階段攝政，理論上可以擅權專政，但事實上卻沒有出現過一次後妃專政取代皇權，甚至沒有出現過一次外戚干政。
比如宣宗駕崩時，太子朱祁鎮才九歲，大臣們以皇帝年幼爲由，請太后垂簾聽政。但太后並不攬權，她以“毋壞祖宗法”爲由加以拒絕，而委政於“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所有奏章均令送內閣交由楊士奇等議處。太后病重時，召楊士奇、楊溥入宮，“問國家尚有何大事未辦者”，士奇奏對未完，太后已崩。死後遺詔“允惟國家重事，存沒在念……諸后妃家並須遵奉皇祖訓戒，不許干預國政”。
再比如萬曆年間的李太后，當時小皇帝才十歲，無力親政，皇權運行存在很大空隙，朝政大權實際掌握在李太后手中，“徙居乾清宮，撫視上，主持國策”。但李太后同樣並不專權，而是將宮內之事交付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鼎力支持張居正進行改革，史稱：“萬曆初政。委任張居正，綜覈名實，幾於富強，後之力居多。”正是張居正十年改革之功，才爲大明續命六十年。
爲何明代的太后不會專權?
這主要是因爲朱元璋當年留下的三條“祖訓”，其一是規定后妃不得干預政治，其二是后妃只能從“良家子”中選出，其三是不準設立丞相。
后妃不得預政，是朱元璋親自定下來的祖制，而且朱元璋對自己定下來的制度相當自信，要求子孫們絕對不能違背，這就使得不論哪一位太后，都不敢垂簾聽政，否則就是違背祖制，必然受到大臣們的激烈反對。武宗死後，張太后趁繼位的朱厚熜尚未到京，曾提出改懿旨爲聖旨，但馬上遭到了首輔楊廷和等人的堅決反對，擡出來的大旗就是此舉違背祖制。張太后無奈，只好作罷。
有明一代，除了明代開國初年，皇室與勳臣子女聯姻之外，從宣德之後，選婚之權便“委之宦寺，求之市井”的“良家子”。所謂“良家子”，就是說后妃必須來自民間，這樣與朝中的大臣們就沒有任何聯繫了。后妃入宮之後，基本就與外世隔絕，她們的家族成員雖然也會得到封贈，但大多隻是賞給虛銜，並且祖訓規定不可以議政參政，所以後妃家族沒有任何實權。史稱“有明一代，外戚最爲孱弱”。而後妃擅權與外戚專政是相輔相成的，只有后妃一人，而無外戚外臣幫助，后妃完全沒有足以擅權的社會基礎和實力。
衆所周知，朱元璋爲了鞏固皇權，可謂費盡心思，設立五軍都督府控制了兵權，廢除丞相又控制了相權。朱元璋之後，明代採取的是內閣票擬、司禮批朱的內外雙軌制，這種事權分割而又互相制衡的體制，使得后妃難以控制朝政。即便因爲皇帝年幼，太后主政，也只能作爲內閣與司禮監的平衡勢力，當小皇帝漸漸長大，不管掌權的太后們願不願意，在內閣和宦官的逼迫下，都必須儘快歸政於皇帝。主政十年之久的李太后，在萬曆皇帝大婚之後，也不得不立即還政於帝，搬出乾清宮。
基於以上三個原因，明代后妃的主政只是臨時性的、過渡性的，不可能像漢朝的呂后、唐代的武則天、清代的慈禧太后那樣，徹底取代皇權。
爲何明代宦官之禍如此嚴重?
自東漢以來，宦官就作爲一支幹預國家政治生活的特殊勢力，活躍在政治舞臺上，千百年來，宦官之禍比比皆是，可爲什麼明代的宦官爲禍格外厲害呢?
朱元璋稱帝之後，吸取了漢唐晚期宦官亂政的教訓，宮中只設宦官不足百人，並且還明確規定，“內臣不許讀書識字”，“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階無過四品，月米一石，衣食於內庭”。這基本就斷絕了宦官亂政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朱元璋還是不放心，洪武十七年，他又特地在宮門置一塊鐵牌，刻上“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這幾個大字，以示震懾。
儘管朱元璋的意願是好的，但他親手製定的明代的制度，卻決定了宦官亂政乃是必然，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朱元璋取消了丞相制度。
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的本意，是集天下大權於皇帝一人，這樣負責處理國傢俱體事務的六部就直接向皇帝本人負責，而不用再經過丞相這一關。但是朱元璋又不相信任何人，徐達、李文忠、劉基、朱升等一大批曾經跟他一起赴湯蹈火的元勳，幾乎都被他剪除殆盡。所以，一面是紛繁複雜的國家事務，一面是無人可以信任，即便朱元璋通宵達旦的處理政務，也還是忙不過來。久而久之，便必然形成這種局面：誰跟他接近最多，便信任誰。享有這個得天獨厚機會的，當然只有宦官。
所以，朱元璋到了晚年時候，就已經開始信任和重用宦官了，比如洪武十年，當戶部奏天下稅課司局徵商不如額者一百七十八處時，朱元璋便“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覈實，立爲定額”，這是明代宦官在皇帝委派下干預財政的開始。李文忠曾對朱元璋說：“內臣太多，宜稍裁省。”朱元璋聽後大怒，說道：“若欲弱吾羽翼何意?”隨後下旨將李文忠的門客全部殺死，李文忠受此驚嚇，不久病死。
既然朱元璋開了這個頭，那麼在他的子孫們看來，重用宦官，當然就是信乎有徵，不悖祖訓了。明代的皇帝們要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裏，又力圖窮極人間天上最驕奢淫逸的享樂生活，那麼，由不離左右的宦官代爲料理政事，也就勢不可免。
從制度上說，內閣票擬、司禮批朱的內外雙軌制，可以實現權力的平衡，由皇帝居中掌握，但實際上，內閣雖然後來在一定意義上取得了丞相的職權，但因爲始終沒有取得法定地位，所以並不是中央一級正式的行政機構，這就使得內閣在和宦官的鬥爭中顯得軟弱無力，內閣的“票擬”權根本無法對抗司禮監的“批朱”權。
因爲，司禮監的“批朱”權，實際上就是皇權的延伸，宦官們要專權，必須拉着皇帝的大旗作虎皮。武宗喜歡喝酒，劉瑾就趁着武宗喝到最高興的時候奏事，武宗不耐煩的說，“爾何爲，乃一一煩朕也，”魏忠賢則是趁着熹宗做木匠活的時候奏事，熹宗便說：“朕已悉矣，汝輩好爲之。”可見，即便如權勢熏天的九千歲魏忠賢，也要藉着皇帝的旨意行事。
綜上所述
明代的制度決定了，無論皇帝願不願意，他只能信任身邊的宦官，因爲只有宦官纔是他能夠徹底掌握的，無論宦官的權力有多大，皇帝仍舊一言可定其生死，武宗翻手可殺劉瑾，崇禎上臺幾個月便可除掉魏忠賢。而如果權力落到內閣的手上，那麼就會像漢唐宋等朝代一樣，出現不可控制的權臣，進而威脅到皇位。兩者相權，皇帝只能選擇偏向於身邊的宦官。
所以，即便如相對英明的宣宗、孝宗時，宦官依舊爲禍不小;即便崇禎除掉魏忠賢，仍舊會重用其他的宦官，而內閣成員卻不斷換人，總數達五十人之多。
參考資料：《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