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羅馬帝國，羅馬帝國一分爲二後的國家，存在時間是在公元286年到公元476年，國土面積在公元395年時約200萬平方公里，政治體制是君主專制政體。
簡介
西羅馬帝國衰亡緣於自身腐敗，還是外敵入侵。羅馬帝國之於西方的重要性，較漢、唐帝國之於中國猶有過之。在中國，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屢見不鮮，可以說是歷史的常態;在西方，羅馬帝國之後卻再無來者。
西羅馬帝國版圖
主要內容
對羅馬帝國由全盛走向衰亡的反思，自5世紀初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18世紀末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歷朝歷代從未間斷。這些著述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傳統的史學觀點，認爲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標誌着西方古典時期的結束和中世紀的開始，西方文明從此滑入下坡路。這一不無價值傾向性的觀點至少強化了古羅馬在西方人心目中的神聖地位，以至於“夢迴羅馬”成了西方人揮之不去的帝國情結。關於古羅馬的歷史研究，雖然至今仍有很多問題存在爭議，但在其衰亡的原因上，傳統史學竟也達成了廣泛的一致：高度文明的西羅馬帝國死於自身的諸多癥結，而不是境外的“蠻族”之手。上述明顯帶有突變論和自我中心主義色彩的觀點，早已固化爲一種宏大敘事，深入人心，長期以來未受到有力的挑戰。
隨着考古發現和相關專題研究不斷取得重大進展，一個在社會、經濟和道德上並非病入膏肓的後期羅馬帝國，以及一個在同樣方面也不再一成不變地愚昧、蠻荒的羅馬境外世界，漸漸爲學界所認識。在此基礎上，重新整合一幅西羅馬帝國晚期的歷史畫卷已成爲可能。
英國曆史學家、“古典時期晚期”(公元300年至600年間)研究權威學者彼得·希瑟(PeterHeather)的《羅馬帝國的隕落：一部新的歷史》，正是這樣一部重構歷史的力作。作者以巨人般的學術視野和魄力，重啓史上最大謎團——羅馬帝國神祕終結，綜合利用從考古學的花粉檢測到文學批評等多種方法，一手將半個世紀以來羅馬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有機地整合在一起，再現了羅馬、日耳曼和匈人三大勢力各自的發展演變以及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深入分析了4世紀中葉到5世紀羅馬帝國的內外矛盾，全面而細緻地還原了羅馬帝國衰亡的始末，令人信服地論證了西羅馬帝國的毀滅不是因爲它自身的腐敗，而是因爲其無節制的侵略，使它的日耳曼近鄰“以它無法預料的方式對它的強大做出了反應”，而匈人力量的強勢介入則大大加速了羅馬與日耳曼之間生死博弈的進程。 全書共十章，分爲三部分。第一部分《羅馬統治下的和平》講述了羅馬帝國從建國到公元300年前後的演變過程，着重建構了4世紀晚期羅馬帝國及其歐洲近鄰的軍事、財稅、行政、社會以至意識形態方面的概貌，這些背景知識是理解帝國隨後瓦解的必要前提。羅馬在西起不列顛哈德良長城、東至幼發拉底河的廣袤疆域內，成功地樹立了帝國優越性的理念。這一羅馬價值觀(“羅馬性”)將萊茵河—多瑙河一線以北的日耳曼“蠻族”排除爲“他者”，一方面激起了後者覬覦帝國財富的慾望，另一方面開啓了其羅馬化的進程。
正是後一方面的影響，使日耳曼世界在羅馬的歧視下漸漸發展壯大，以至於到4世紀中葉匈人來犯的時候，其實力已經今非昔比。對日耳曼人鄉村遺址的考古表明，糞肥和犁耕設備等農業新技術在4世紀已經普及。花粉檢測表明，當時日耳曼地區(現波蘭、捷克和德國等地)的穀物花粉達到了峯值，而草木花粉在減少，這反映出大片新土地被用來進行更集約型的耕作。農業革命大大提高了糧食供給量，也影響到製造業，促進了人口大幅增長，創造了新財富。社會階層隨之增加，出現了自由民階層、世襲首領和武裝扈從，政治結構更加健全。然而在4世紀，羅馬帝國的戰略重點是應對東方波斯的挑戰。自3世紀開始，波斯薩珊王朝的崛起，促使帝國動用所有必要的財力和人力與之抗衡，以至於戴克裏先皇帝(285-307年在位)不得不在東部設置一個常駐君主，實行兩正兩副“四帝共治”第2頁共3頁的統治模式。從此，分權共治就成爲羅馬後期的皇權特徵。這種模式有其必要性，但也埋下了週期性內戰的種子。在防禦波斯的同時，羅馬也基本控制住了萊茵河-多瑙河一線的北方邊界。雖然發展中的日耳曼世界對羅馬在歐洲的戰略統治地位構成的潛在威脅遠遠大於1世紀時期，但雙方大體上保持着一種不平等的宗主國與藩屬國關係。整體上看，在4世紀，與其說日耳曼世界給羅馬造成了威脅，不如說提供了一批初級合作伙伴。但其戰略影響卻是不容忽視的，這種潛在的力量一旦在某種歷史機緣之下釋放出來，將對羅馬造成致命的衝擊。
這一歷史機緣正是匈人的西遷。4世紀中葉，生活在歐亞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匈人突然出現在黑海北岸，驅逐日耳曼世界的哥特人向羅馬邊境逃難，於376年夏天聚集在多瑙河北岸。這一突發事件標誌着歐洲權力重新洗牌的開始。整整一百年後，西羅馬帝國末代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被廢黜。其間烽火四起、羣雄逐鹿的複雜過程，在本書第二部分《危機》和第三部分《帝國的隕落》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哥特人獲准入境後，與帝國產生了新的矛盾，很快引發了哥特戰爭(377年至382年)。
公元378年的哈德良堡一役，東羅馬皇帝瓦倫斯戰死，號稱戰無不勝的羅馬軍隊一敗塗地，整個巴爾幹半島落入蠻族之手。雖然戰爭最終議和，但羅馬帝國已經開始走向瓦解。經過短暫的平靜，公元405年至408年間，危機再次爆發，哥特人、汪達爾人、阿蘭人、蘇維匯人、勃艮第人和匈人先後四次攻破帝國的西線，形勢一片混亂。作者認爲，這次危機是公元376年事件的重現，是由匈人的進一步西遷引發的。外患未熄，內鬥又起。功勳卓著的西羅馬最高統帥斯提利科成爲東西羅馬的權力紛爭的犧牲品;同樣在內戰中被出賣的西哥特人，在首領阿拉里克率領下，於公元410年洗劫了羅馬。作爲帝國象徵的羅馬遭劫，使奧古斯丁深受震動，於這一年開始撰寫其神學鉅著《上帝之城》。他提出了極具革命性的歷史觀點：羅馬只是一座不具備永恆合法性的世俗城市，羅馬帝國也只不過是人類歷史上衆多國家中的一個，而上帝之城耶路撒冷纔是真正永恆的聖城。奧古斯丁的觀點意味着羅馬價值觀(“羅馬性”)的破產。其後，西羅馬最高指揮官君士坦提烏斯鎮壓篡位者，安頓哥特人，恢復高盧秩序，掃清萊茵河入侵者餘部，直到公元418年，形勢纔有好轉。
公元421年，君士坦提烏斯登上共治皇帝寶座，同年即突然離世，再次引發帝國長達12年的內部政治衝突(這正是分權而治的後遺症)。直到公元433年，“西羅馬最後一個真正的羅馬人”埃提烏斯成爲帝國的實際統治者。這位西羅馬最後的英雄儘管不是皇帝，但“實際上相當於那個時代的屋大維”。他繼承君士坦提烏斯未竟的事業，力挽狂瀾、重振帝國雄風：“法蘭克人和阿勒曼尼人被趕回萊茵河對岸，勃艮第人和巴高達被徹底制伏，西哥特人的囂張氣焰受到遏制，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區重新納入帝國的統治。”自公元441年至453年的十多年間，歐洲歷史上最偉大的蠻族征服者、“上帝之鞭”匈王阿提拉帶領其異教徒軍隊踏遍歐洲，鞭笞着上帝選出的羅馬皇帝，將毀滅的種子從君士坦丁堡一直撒播到巴黎城門前，“讓整個歐洲化爲齏粉”。最終，由於匈人的戰爭機器受制於後勤補給能力，埃提烏斯連續兩次挫敗阿提拉，挽救了帝國。隨着阿提拉的暴斃，匈人帝國迅速走向瓦解，埃提烏斯也未能避免兔死狗烹的命運。匈人帝國的興勃亡忽，加速了西羅馬帝國的瓦解。匈人最初驅使大量武裝流民跨越邊界帶來的間接影響，遠大於阿提拉直接造成的破壞。
到公元452年，西羅馬帝國已經喪失大部分的疆域：不列顛全境、西班牙大部、北非最富饒的行省、割讓給西哥特人的高盧西南部，以及割讓給勃艮第人的高盧東南部。其餘地方也因多年戰亂導致稅收銳減。匈人帝國的滅亡打破了原先西羅馬帝國賴以爲繼的力量平衡，一羣新興王國開始出現：西哥特人建立龐大的王國，通過照搬羅馬的統治模式成爲“另一個羅馬”;勃艮第、法蘭克、布列塔尼等王國漸具雛形。西羅馬中央政權偏安於意大利一隅，垂死掙扎。
公元476年，阿提拉親信埃德科之子奧多瓦卡發動政變，在東羅馬皇帝芝諾的“默許”之下，廢黜西羅馬末代皇帝羅慕路斯，自己隨後稱王。西羅馬帝國就此終結。通過重構和整合西羅馬帝國最後一百年的一系列事件，《羅馬帝國的隕落》不僅再現了帝國解體過程的歷史連貫性，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種更貼近史實的觀點：“理解羅馬後期和後羅馬時期歷史發展的最佳方式，是把他看做一種逐步演化，而不是劇變。”作爲一部“新的歷史”，在立論的同時，作者對本文開頭所提及的“舊”歷史觀點的反駁也頗能擊中要害。雖然奧古斯丁與吉本相隔13個世紀，一個是羅馬帝國晚期的基督教聖人，一個是18世紀啓蒙時代的反教權鬥士，但兩者對羅馬衰亡原因的看法卻驚人地一致：即帝國自身的腐敗(尤其是道德方面)以及由此造成的內耗。區別在於滋生腐敗的土壤。奧古斯丁認爲整個帝國建立在統治與征服的慾望之上，這種慾望滋生罪惡(參《上帝之城》)。
吉本則認爲腐敗的根源在於基督教，它所宣揚的“逆來順受”態度，削弱了羅馬的戰爭機器。作者反駁道：“任何解釋西羅馬帝國在公元5世紀滅亡原因的理論必須考慮一個事實，即東羅馬帝國不僅沒有滅亡，反而在公元6世紀繁榮起來。西羅馬帝國體系存在的邪惡因素在東羅馬帝國同樣存在，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西羅馬帝國的滅亡絕非單純由於內部問題或外部衝擊造成的。但長期以來，匈人勢力在歐洲崛起所引起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帝國在軍事、經濟和政治等方面的內在侷限性只是其滅亡的一個必要因素，如果沒有匈人助推下蠻族入侵，西羅馬帝國絕不會在公元5世紀終結。
胡適說過：“史學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科學的，重在史料的收集與整理;一方面是藝術的，重在史實的敘述與解釋。”作爲規模宏大的“羅馬史詩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全書博採地上和地下雙重證據，用縝密的分析和高超的敘事重構了西羅馬帝國的衰亡這一歷史大變局，科學性與藝術性兼備，蔚爲一部引人入勝的史詩。16幅地圖展現了羅馬世界不同時期的力量消長形勢，一百多頁的主要人物表、大事年表、詞彙表、縮略詞、註釋和參考文獻，爲讀者深入古羅馬世界探賾索隱提供了得力嚮導，足見作者與出版者的匠心，此書亦足稱良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