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宣宗的即位問題
根據目前的研究，特別是有關宣宗一朝最重要的黃樓的《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來看，所謂宣宗即位之前的“裝傻”，其實就是蓄謀已久的宮廷陰謀的重要一環。
正史所代表的傳統觀點是如何記載宣宗即位之原因，我們可以先看看《資治通鑑》會昌六年三月之記載：
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爲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羣居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誘其言以爲戲笑，號曰光叔。上性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日不能言。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辛酉，下詔稱：“皇子衝幼，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爲皇太叔，更名忱，應軍國政事令權句當。”太叔見百官，哀慼滿容;裁決庶務，鹹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
兩《唐書》的記載與之相近，這段材料故而成爲後人判定宣宗即位緣由的主要根據。按《通鑑》、兩《唐書》皆言唐宣宗自幼即靠裝瘋賣傻韜光養晦，從而使宦官認爲其軟弱可制，一舉推上唐皇之位。那麼這段材料存留正史，則可以明確告訴世人兩點：
1.宣宗個人天資聰穎，裝傻乃身處險惡宮廷環境中爲自保之迫不得已的手段，實則是經天緯地之才;
2.之所以推舉在憲宗諸子中名位不顯，出身卑微的宣宗，是宦官集團爲自身利益計而一手包辦，整個廢立過程與宣宗無任何關係。
其實宣宗韜光養晦數十年，此等心機之人，登基過程卻如此幼稚可笑，實在是不足爲信。仔細推敲一下緣由便可發現，這段材料顯然系宣宗登基後一手製造，它既可以顯揚宣宗的才能，又可以把自己的即位和爲人痛恨的宦官集團撇清關係，從而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
既然宣宗單憑裝瘋賣傻即位並不是史實，那麼真相究竟如何?晚唐史料極爲零碎，記載失缺者甚多，特別是宣宗在大肆炮製有利於的歷史記載時，不可能不抹去事關真相的痕跡，然而今人從史料中仍然可以尋找到蛛絲馬跡。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所收《唐故振武麟勝等州監軍使孟秀榮墓誌》雲：
府君大夫諱秀榮……大夫元和三年正月六日授鳳翔府仇將軍小判官……會昌三年正月六日，從湖南監軍，着蕃高班，其年正月八日，除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判官、兼左街功德使判官。四年十二月廿六日，左神策軍都判官，除武德副使。五年九月七日，爲王妃連累，貶在東都恭陵，已奪朱紱。六年四月廿七日，奉恩命，追賜綠，在南衙。大中元年正月三日，除內養。
會昌六年四月宣宗聽政後立即將被貶洛陽的孟秀榮召回，又在之後 “追賜綠”，說明孟定有功於宣宗。而孟早在會昌五年九月被貶洛陽，則會昌六年武宗駕崩、宣宗定位的這一段激烈鬥爭之時，其人並不在長安，那麼若言孟秀榮之功，一定是發生在其被貶洛陽之前，這隱隱已經表現出，宣宗可能與宦官集團存在關係。
孟秀榮何人?《孟》墓誌中載，他是當時的大宦官仇士良集團中的重要人物，既然孟秀榮乃仇士良集團中之人物，那麼宣宗即位前極可能已經與仇士良保持曖昧關係。在《中朝故事》、《續皇王寶運錄》等唐人筆記小說中，皆有宣宗爲仇士良或仇姓宦官所搭救之記載，這或多或少表明，在晚唐，世間已有宣宗與仇士良集團勾結之傳聞。
宣宗即位後對仇士良及其家庭的種種禮遇，更能說明兩者之間暗暗存在的緊密聯繫。大中年間，宣宗特致使鄭薰爲早已去世、並無君臣名分的仇士良撰寫神道碑，又大力恩寵拔擢仇士良諸子，甚至親自爲仇家奉入宮中的仇氏撰寫墓誌銘(見《故南安郡夫人贈才人仇氏墓誌銘》)。仇家既與宣宗關係如此密切，則兩者之間定在登基之前有所聯繫。
再考慮武宗會昌年間的政局，其時武宗與李德裕致力於抑制大宦官集團，仇士良家遂被籍沒，而李德裕欲收中尉兵權更使得宦官集團對武宗、李德裕恨之入骨。尋找一位符合己意，親善北司的皇位繼承人，以期在下一朝恢復自己的權勢，也就成了仇士良爲首的宦官集團想要急切完成的目的。而向來裝傻卻城府極深的宣宗看到此點，便爲登基野心而與宦官集團暗中打成一片，這纔是那場皇位交替之下的真相。
然而事實上，宣宗繼位之推手，並非只有宦官集團，內廷另一大勢力——翰林學士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翰林學士身居內廷，權力極大，故而往往可以在皇位問題上發揮巨大能量。順、憲、穆宗等人的即位過程中，都可以看見學士的身影。而武宗朝李德裕以宰相身份執掌大權，打壓內廷機構，翰林學士的權力受削，不僅參與樞機之權喪失不少，在仕途上亦爲所阻，在自身的危機之下，翰林學士集團與宦官集團可謂政治利益一致——那就是反對李德裕，廢除武宗之政治路線。因此宣宗也不可避免地成爲了翰林學士集團所要注目的對象。
按宣宗登基之後，武宗駕崩時的翰林學士五員——白敏中拜相，韋琮、徐商先後登上相位，其他二人也飛黃騰達，由宣宗對諸學士之恩遇，恰可證明他們幾位在宣宗登基時的出力。
所以宣宗絕非是徒以“裝傻”獲得內廷陰謀集團的心儀，在被動狀態下被直接推送上皇位。而是這場皇位變動，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宮廷政治陰謀，宣宗、宦官、學士三方齊心協力，在武宗、李德裕不知情的情況下悄然編織的一張陰謀的密網。宣宗是一個城府與心計極深，老謀深算的政客，他在其中相當主動，而絕非僅僅是靠韜光養晦才被相中。
二、唐宣宗的作爲和唐朝國運的關係
上文已見，唐宣宗的登基憑藉陰謀登基，今人爲史料記載所矇蔽，而當時的朝士則不可能不對真相有所瞭解。憲宗20子、武宗4子，宣宗莫名其妙地登基，以及手段之不正，是絕不可能真正贏得大多數朝士的真心擁戴的。而宣宗爲鞏固政局，登基之初，不是繼續武宗朝已有起色的政治改良，積極挽救積弊日深的大唐國勢，而是專注於迫害政敵、製造輿論、美化自我。
宣宗篡位手段卑劣，且武宗乃其與黨羽實際上的政敵，自然不可承認自己是武宗的統治者，且自己輩分與武宗之父穆宗同，於是徑直以自己爲英明神武的憲宗的直接繼承人。一方面，他對憲宗展開規模盛大的造神運動，拜謁太廟以至對已死去三十年的父親悲痛欲絕，活脫脫上演了一出做作的鬧劇;同時對元和一朝的大臣及後代大肆封賞，以至於聽聞憲宗朝江西觀察使韋丹之子韋宙爲下僚時直接命令宰臣“速與好官”，做足了文章。另一方面，他緊緊抓住憲宗死的不明不白的弒君疑雲，意圖將穆宗打成篡逆之君，進而把穆宗一房的穆敬文武四朝斥之爲“僞朝”，不僅從神廟遷出郭太后之神主，甚至意圖將四宗之神主從太廟遷出。
武宗朝把持朝政的李黨，作爲宣宗推手宦官集團和學士集團的共同敵人，且李德裕之權威足以鎮主，以至宣宗恐懼到看李德裕則“毛髮灑淅”的地步，自然更不能爲宣宗所容。其聽政之初，就迫不及待將李德裕由宰相罷爲荊南節度，進而一降再降，直至先後兩次羅織罪名，使李德裕於大中元年十二月被貶爲潮州司馬，再貶崖州，最終死於貶所。李德裕自身不保，李黨重臣鄭亞、李回等先後被斥出朝廷，國家徒然損失大批得力官員，這不能不說是宣宗爲己之私而妨害國政的表現。
度過過渡期後的宣宗執政，以“務反會昌之政”爲指導方針，重用前牛黨官僚。
在經濟上，宣宗首先一反“武宗滅佛”，重新支持恢復佛教勢力。武宗滅佛操之過急，固有相當多的負面影響，然而其在抑制寺院經濟，緩和財政壓力方面確實有着一定的功效。而宣宗重新恢復佛教勢力，使得武宗希冀以此改善經濟的目標化爲泡影。而大中朝的經濟形勢相對會昌年間，並無任何好轉，反而不及前朝。大中朝饑饉連綿，朝廷及地方皆開支緊張;而冗官現象在大中朝趨於嚴重，更是增加了官僚俸祿開支;以致戶部錢最後趨於枯竭。唐朝在國勢日益崩壞的情況下，縱使宣宗有恢復之志，但國家並不能拿出什麼行之有效的措施改革現狀，阻止經濟的日益惡化。爲彌補虧空，宣宗朝廷只能涸澤而漁，將諸藩鎮山澤之利收歸國有，使得各個藩鎮的處境艱難，加劇了地方不穩定現象。所以說，從經濟層面來說，宣宗朝除了啓用裴休改革漕運等小打小鬧外，沒有實行什麼行之有效的改良措施，無力阻止本就經濟問題纏身的唐王朝滑向深淵。
在政治上，宣宗因爲與牛黨的親善關係，啓用具有牛黨背景的白敏中、崔鉉、令狐綯等庸相，其人治國並無多大成就，甚至令狐氏還是上下其手、拉幫結派、貪腐成性的奸人。至大中後期，根基甚淺的宣宗甚至對龐大的牛黨集團的甚感吃力，在諸多層面受到掣肘。在內廷，宣宗由宦官推立，執政之初不可能不對宦官集團施以恩榮，在大中中後期，宣宗也意圖壓抑宦官勢力，但宦官集團早已成尾大不掉之勢，老年的宣宗力不從心，絕不可能從根源上對宦官問題有明顯地改善，唐朝的宦官問題還是在趨於嚴重化。在選官用人上，宣宗因爲政治合法性的先天不足，故而極力拉攏士族，來鞏固自身統治。宣宗極重科舉，且對士族集團極爲優待，士族集團也利用其家學優勢把持科舉要津，故而宣宗朝是晚唐士族迴光返照的重要階段，同樣也是近來陸揚先生所說“清流文化”的重要形成期。
從地方的角度來說，宣宗朝收復隴右，這是其可圈可點之處，但君臣上下並無好好經營之意;對於河朔諸鎮，宣宗則一如既往地堅持從穆敬已經開始，經李德裕闡述明顯的名義控制、實際放棄之政策，整個國家防務以保守的氛圍爲主。而爲了收攏人心，優待士族，宣宗朝地方藩鎮冗官程度進一步加劇，造成了嚴重的財政負擔，又收奪地方山澤之利，導致地方財政惡化，再加上爲籠絡人心而寬縱的政治風氣，使宣宗對地方大員的貪污腐敗不聞不問，誘使兵變發生，至大中朝，兵變已經接二連三地發生在以前極其穩定的江南諸鎮，這是一個相當嚴峻的問題。其實對於地方政治，宣宗有求治之心，他對藩鎮及州縣官員的定期移任極爲關心，乃至喜歡“微服私訪”，調查民情。但其時地方政治之腐敗，宣宗也是無能爲力了。
就個人而言，宣宗性格陰暗猜忌，喜歡玩弄權術。《東觀奏記》曾記載，宣宗曾令翰林學士韋澳綜合諸州風土人情編爲《處分語》一書，從而能使他在面對地方官時“無所不知”，達到驚爲天人的效果，其對權術之熱衷也可見一斑。而令狐綯等權臣深知宣宗性格，亦炮製種種假象矇騙宣宗，君臣上下互相玩弄，朝政也就不可收拾了。
綜上所述，宣宗絕非什麼明主，“小太宗”更是妄稱。宣宗是一個心計極深，性格陰暗，喜愛玩弄權術的君王，對權力和威嚴的把握恐怕纔是他最大的追求。而其人雖精於政治權謀，個人能力和治國能力卻未必有多高，於官僚，他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想要玩弄大臣卻反被大臣玩弄，最後無力處理官場亂局;於國家，他雖有興復之心，卻拿不出具有實際意義的改革措施，更無法指明明確的改革方向和領域，只能遇事小修小補，而對唐朝江河日下的局勢無力挽回。公允地說，宣宗資質平庸，其所作所爲對於一個守成之君來說尚可稱道，但讓他來挽回唐帝國這座快要傾倒的大廈，就實在是太勉爲其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