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應星在崇禎十年(1637年)爲其《天工開物》所寫的初版序中稱：“幸生聖明極盛之世，滇南車馬縱貫遼陽，嶺徼宦商衡遊薊北，爲方萬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見見聞聞。”此語準確而生動地描述了明朝作爲一代盛世呈現出的國家統一、百姓安居的景象。正是這種基本和平安定的生活，再加上中華民族前此數千年留下的豐富的文明創造和積累，從而使明代有條件成爲中國傳統時代後期方方面面集大成的總結時期，並進而作出新貢獻。其文化事業作爲最富於記憶性和最善於擁抱新環境的一個方面，表現則尤其突出。
以《本草綱目》《天工開物》《農政全書》三部明代最有代表性的科學著作爲例， 三書之著成，無不充分地吸收和總結了前人有關著述的成果。《本草綱目》的作者李時珍對當時傳世的藥物學資料做了相當全面的吸納。他不僅閱讀各種本草著作，而且搜閱了其他文獻中的有關資料。同時代的著名學者王世貞讚揚他：“上自墳典，下及傳奇，凡有相關，靡不備採。” 三書中的《農政全書》和《天工開物》，特別是《農政全書》，對明代由國外傳來的新技術、新作物給予了一定的關注。明代中後期，由於中外交往的擴展，國外的一些新技術、新作物隨之接二連三地傳了進來。徐光啓是其時積極學習國外科學技術的先進人物之一，由此而使《農政全書》成爲三書中吸收外來相關技術和作物最積極的一種。
總結加上創新使三書在學術史上佔有很高的地位，從科學技術的角度向世人實實在在地說明了明代中國在世界史上的實際地位。從中國本身歷史的角度來說是盛世，而從同時的整個世界的角度來講則是佔有先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