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國的政治制度與南詔基本相同，脫胎于軍事民主制度，借鑑了中國的政治制度設置，進行了民族內部的改革。大理300餘年間，雲南各族人民與內地的經濟文化聯繫繼續進行。宋政權曾多次冊封大理統治者爲王。蒙古憲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徵雲南滅大理。大理國主段氏投降，被任命爲世襲總管。原大理官員多受封爲雲南各地土司。
大理與中國、緬甸、越南、馬來亞、印度、波斯等國家都有貿易往來。十一世紀，緬甸蒲甘王國一世王阿奴律院率領使團到大理朝拜佛牙，受到大理國的熱情接待。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的《張勝溫畫卷》，是一部輝煌鉅作，畫了大理國國王利貞皇帝率文武羣臣官員虔誠禮佛的景象;畫了大理國佛教的諸佛、菩薩等;還畫了“16大國王衆”參加禮佛的勝況。
整個大理國時期，對內對外戰爭不如南詔頻繁，規模也不如南詔龐大。大理國軍隊都與南詔相與領頑，其本上不存在弱於南詔的狀況。大理國軍隊曾經先後遠涉今貴州西部、越南北部以及緬甸北部諸地，說明大理是有力量進行域外作戰的。而且，從元初鬢貧軍被蒙古倚重東征西討、所向克捷來看，大理國常備軍的戰鬥力絕對不弱第三，大理國沒有對宋朝發動軍事行動，是雙方相互剋制的理想結果，與軍事力量的強弱沒有關係。因此說大理國軍事力量不如南詔的觀點，還需要更多的令人信服的證據。
大理社會經濟較南詔時有較大發展。大理的農業生產已和四川資中、榮縣相差無幾。畜牧業頗爲發達，每年有數千匹馬販到廣西。手工業很興盛，冶鐵業水平甚高，對外貿易發達，交通四通八達。內地先進的科學文化傳入雲南，對各族人民起了促進作用。與緬甸、越南、馬來亞、印度、波斯等國家都有貿易往來。
大理王族大力推行漢地文化，在漢文化的影響下，產生了僰文(方塊白文，已失傳)。方塊白文是用漢字書寫。今昆明古幢公園內的石幢，是大理時石雕的僅存碩果。此外，壁畫和木刻藝術也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佛教在南詔時傳入雲南，至大理時盛行。儒家的教條與佛教的道義幾乎融而爲一。儒生無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師僧也都誦讀儒書，有所謂“釋儒”(又稱“儒釋”)，而且任用師僧爲官。師僧也通過科舉考試取得政治地位。可說大理國是以儒治國，以佛治心，多位國王都曾先後禪位爲僧。
當地民俗講究“家無貧富皆有佛堂，少長手不釋念珠。”大理國與南詔被稱爲“妙香古國”不僅是因爲這時期佛教僧徒衆多，更重要的是佛教的三大體系在這裏都存在，這裏還是雲南境內的佛教支系阿吒力教主要流傳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