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章句集註》是誰寫的?如何鑑賞?這是一本封建社會最重要的經典著作，爲宋代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作品鑑賞
朱熹註釋四書具有明確的目的性。他對道傳不能承繼、道德淪喪、教化不行的社會文化現象十分不滿。爲了改變這種狀況，使得“聖經賢傳之旨，燦然復明於世”，就必須行其“政教”。而《四書章句集註》正是這種“政教”的範本。它在文化上所取得的成果最主要的有三個方面。
一、思維模式的整體性
《四書章句集註》以“理”爲中心，展現了“理”與儒家經典中的範疇體系的聯繫，並以此界定了這個範疇體系中的重要範疇，如天、人、性、道、心等。從而實現了“天人合一”、“心理合一”、“心性合一”。朱熹指出：“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個心，心只是一個性，性只是有個仁義禮智。”此三種合一說，爲朱熹貫通“四書”，奠定了十分重要的理論基礎，也反映了朱熹思維模式的整體性。可以說，他在更爲寬廣的範圍上重新建構了儒學體系。《四書章句集註》之所以能成爲“政教”的範本，與朱熹使之進一步體系化是分不開的。
二、道德理性與道德實踐的高度結合
在《四書章句集註》中，宇宙本體和道德本體，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是完全統一的。其道德理性的至高性與道德實踐的自覺性，實現了有機的結合。朱熹藉助“理一分殊”這個思辨之網，完成了道德理性的絕對化、本體化。他說：“天即理也。”天理流行，大化不息，生人生物，各有其理。而“性即理也”。如此，人便可以通過繼善成性，擺脫“人心”，實現“道心”。人如果實現了“道心”，那麼就自然完成了道德的本體，原來這就是天理。“道心”是道德理性，是自覺追求的道德精神。這種追求道德精神的自覺程度，決定着以寫實爲內容的實踐理性。二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實現道中庸而極高明，致廣大而盡精微，尊德性而問道學。從現實性而言，如此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社會的完全和諧，如此才能實現人生的最高真理和人生的真正價值。總之，道德理性與道德實踐的高度結合，推進了古典式的人文理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進一步增強了儒學經典的教化作用。
三、道德教育的整治化
《四書章句集註》自始至終貫穿了“明人倫”的宗旨。所謂“明人倫”，就是維護統治秩序，以實現政治上的安定。他多次勸告封建統治者應當注意“正心術以立綱紀”的治國大計，以“正心誠意”爲定國安邦的大本。由此可見，其道德教育的政治目的是非常明確的。實際上，也正是因爲《四書集註》具有非常明確的政治目的，所以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封建統治者的重視，使之成爲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現象。
綜上所述， 《四書章句集註》集中反映了朱熹對儒家經典的高度重視，充分表現了他的文化觀。一代又一代的傳統士人受其深深影響，他們的理想、信念、志趣和心態，都與這部書聯繫在一起。
精彩佳句
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個心，心只是一個性，性只是有個仁義禮智能。
聖經賢傳之旨，燦然復明於世。文學價值 《四書章句集註》是朱熹傾注畢生心血之作，他至臨死前一天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的注，如他自己所說“畢力鑽研，死而後已”。《四書章句集註》較系統的反映了朱熹作爲集大成者的理學思想，他在認識論上提出了格物致知說，闡述了認識世界的途徑。明、清兩朝統治者十分重視理學，《四書章句集註》成爲官定的必讀注本和科舉考試的依據。
《四書章句集註》是儒家文化史上的一個里程牌。中國古代有“四書五經”，與基督教有聖經、伊斯蘭教有古蘭經相似。漢唐是《五經》時代，宋後是《四書》時代。南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朱熹在福建漳州將《大學》從《禮記》中抽出來，到撰寫《四書章句集註》時，便成了《四書》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學者程頤的看法，它被列爲"四書"之首，與《論語》、《孟子》、《中庸》一起，作爲一套經書刊刻問世。這位儒家大師認爲“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朱熹著《四書章句集註》，具有劃時代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