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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途平淡的徐光啓家族,何以成爲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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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徐家彙,寬泛而言,北至廣元路,東至宛平路,南至南丹路或斜土路,是今日繁華的商業中心。但是在晚明時期,這裏不過是上海縣郊區的一個普通村落,並不起眼。直至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啓於此建農莊別業,逝世後又安葬於此,其後輩爲其築廬守墓,這裏才逐漸爲世人所知。

此後,徐氏家族有一支在此代代繁衍,形成村落,名爲“徐家厙”。又因此處爲法華涇、肇嘉浜和漕河涇三水相匯之地,船運交通便利,而徐家一部分族羣在這裏集聚,周邊多爲徐家土地,所以此處又被鄉里稱作“徐家彙”。清咸豐十年(1860年)後,太平軍進軍上海,四鄉的難民雲集此地,使得地區人口劇增,隨後城鄉菜農商販也紛至沓來,遂成集市,因此地傍徐家彙村落而得名“徐鎮”,也就是徐家彙鎮。這裏曾是明清時期西學傳播的一個重要據點,也是上海天主教文化的中心。直到上世紀30年代,徐氏家族依然有一部分人仍居住在徐鎮老街。

在古代,以家族聚落的姓氏命名地名的案例並不罕見,然而徐家彙的名稱傳承至今,其文化內涵仍在不斷強化和豐富,可謂一種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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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彙標誌性建築:天主教堂

多重標籤徐光啓

對於徐光啓,很多人不陌生。在天文、數學、農業、軍事等諸多領域創下輝煌成就的他,在上海歷史上可謂一個的特殊存在。徐光啓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出生於松江府上海縣,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以順天府解元中舉,後於萬曆三十二年(1604 )成爲進士,最終官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因爲他的官職及出生地,徐光啓也常常被稱爲“徐閣老”、“徐閣學”,“徐上海”等等。

在政治混亂、社會動盪的明朝晚期,他不參與黨爭,而是專注於體貼民生,提出了一系列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想,所著《農政全書》不僅對後世中國,甚至對日韓兩國的農學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徐光啓還跟隨明末來華的耶穌會士們研習西方科學,譯書立著,並積極投身曆法與軍事改革,留下功績無數。此外,徐光啓還是中國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徒之一。他不僅自身奉教,更將天主教引進上海,開啓了上海四百多年的天主教史,爲上海發展爲遠東重要的天主教中心奠定了基礎。

明末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西學”傳播先驅、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不論是哪一種標籤,都足以讓徐光啓的名字載入史冊。然而徐家彙之所以成爲徐家彙,可不只是靠他一個人的成就。

仕途平淡的徐光啓家族,何以成爲名門? 第2張


徐光啓

不爲繁衍子嗣而納妾

以家族聚落的姓氏命名地名,這不是特例。就以徐家而言,據族譜記載,上海歷史上的另一位著名宰相,出身華亭縣的徐階的祖先便曾居住於華亭縣的一個叫做“徐家浜”的地方。不過,徐家彙之所會成爲“徐家彙”與徐光啓的祖先無關,而是與其家族的子孫繁榮有關。

在古代社會,後嗣的有無對於深受儒學思想影響的文人士大夫來說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徐光啓與他的夫人吳氏只育有徐驥一個兒子,但卻終生沒有爲了繁衍子嗣而納妾。這與徐光啓信奉天主教有直接關係。

徐光啓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在韶州教書時偶然接觸到天主教,八年後正式受洗入教。由於天主教堅持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嚴禁納妾,所以徐光啓一生只有吳氏一位妻子。關於子嗣,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還曾記錄了一則徐光啓的軼事:由於徐光啓受洗時,徐驥一子,且體質孱弱,所以親友們都曾勸他按中國傳統習俗多娶偏房以多得子嗣。這樣的選擇在當時的士大夫羣體之中極爲普遍。徐光啓曾向爲他授洗的羅如望神父提及此事,羅如望回答:“有子無子,鹹出於天主之命。況已有子,則後來繁盛,亦未可知。”徐光啓沉思良久之後起身道:“嗣可以無,但天主誡命不可犯也。”聞聽此言,羅如望欣然拱手稱道:“‘先生能順從主命,則天主亦必允爾,將見先生子孫繩繩也。”

不過,徐光啓的獨子徐驥最終養育了5個兒子和4個女兒,孫輩的繁榮無疑爲徐光啓家族的人丁興旺打下了基礎。據《徐氏宗譜》記載,徐光啓的曾孫多達28人,可謂兒孫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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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與徐光啓

無心出仕的徐氏子孫

徐光啓雖然最終位居高位,但他的科舉道路並不平坦。從萬曆十年(1582年)到萬曆十九年(1591年)的九年間,他曾三次鄉試未第。而在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得中舉人之後,又隔了七年才考取進士。所以徐光啓曾自嘲“爬了一輩子科舉的爛路”。

很可能受到徐光啓對入仕態度的影響,徐氏子孫們大多淡泊名利,不重科舉,也無心出仕。例如,徐光啓之子徐驥爲松江府生員,受徐光啓的影響,曾研習曆法、農政及兵法等等,但一生不曾入仕,只是按制蔭授中書舍人。同樣的,徐光啓的五位男孫之中,長孫徐爾覺,次孫徐爾爵,三孫徐爾鬥和四孫徐爾默均止步於生員身份。雖因祖父徐光啓蔭授中書舍人,但皆不仕。只有五孫徐爾路,於順治十三年(1656年)得中進士,後被任命某縣的知縣,可惜不久便過世,年僅三十一歲。此外,徐光啓的外甥陳於階雖然未曾獲得科舉上的功名,但因自幼跟隨徐光啓學習西學,在天文和軍事上頗有建樹,因此於崇禎二年(1628)年進入北京的歷局參與曆法編修,後又於崇禎十二年(1639年)受到史可法的推薦成爲欽天監博士。明滅亡之後,陳於階又出任南明的兵部司務,負責火器的督造。但在清軍攻陷南京之後,於雞鳴山的觀象臺上自殺殉國。至於徐光啓的曾孫一輩,除徐爾路之子徐承志繼承曾祖在天文學上的遺志,進入清朝歷局,成爲欽天監博士之外,似乎也沒有更爲突出者。

由於徐氏子孫並不追求仕途上的成就,所以若以一個家族在官場上的勢力來做評判,或許正如葉夢珠在《閱世編》中所言:“(徐家)鼎革以後,家漸中落,今曾孫濟濟,尚未有達者”。但這並沒有影響徐光啓家族在上海士人社會中的地位。這除了依靠徐光啓留下的影響力之外,也與徐氏家族的姻親家族均爲上海名門望族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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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徐光啓紀念館

實力強大的姻親家族

徐光啓的長孫徐爾覺娶妻俞氏,其祖父俞汝爲是隆慶五年(1571年)進士,曾任兵部郎中、山東僉事,其父俞廷鍔爲舉人,曾與名士陳繼儒一起參加崇禎《松江府志》的編撰;次孫徐爾爵曾娶禮部主事喬煒之女喬氏爲妻,後另續絃;三孫徐爾鬥之妻王氏爲徐光啓愛徒孫元化的養女。孫元化爲萬曆四十年(1612年)舉人,後因其出色的軍事才能被任命爲登萊巡撫,是徐光啓所倡導的軍事改革的重要推動者;四孫徐爾默娶的則是徐光啓的恩師——山東副憲黃體仁的孫女。黃體仁雖是徐光啓年少時的授業師,卻也因會試坎坷,直至60歲時才與徐光啓同時考取進士。當時黃體仁獲得了進入翰林院供職的機會,最後卻以自己年事已高爲由,主動推薦門人徐光啓代替自己進翰林院。之後徐光啓順利通過考試被選爲翰林院庶吉士,邁出了仕途上的重要一步。黃體仁讓賢一事在當時被傳了爲佳話。

而徐光啓的五孫徐爾路與四孫女(教名瑪爾第納)則雙雙聯姻上海明末時期的第一望族——潘氏家族。潘家的興盛“始自恭定公笠江先生(潘)恩及其弟忠,並登科甲。恭定官至御史大夫,歷刑、工二部尚書”。潘恩共育有三子,長子允哲、次子允端皆爲進士,故有潘家父子“一門三進士”的美稱。徐爾路娶了潘允端之子工部員外郎潘雲龍的女兒爲妻,而瑪爾第納則嫁給了潘允端之孫潘曉納。另外,徐光啓的長孫女的夫婿是南京通政使艾可久之孫艾庭槐;次孫女嫁給同樣曾任南京通政使的許樂善之孫許遠度;三孫女則嫁入上海瞿家,丈夫瞿葉爲監生,其祖父瞿寅曾出任海澄知縣,同樣位於上海鄉紳之列。

既有徐光啓留下的光環,又加上這些名門姻親家族的幫襯,所以雖然在仕途上平淡無奇,但徐氏家族始終在上海保有着一份特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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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啓墓

徐氏家族與徐家彙的近代化

徐光啓家族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還在於其所代表的天主教文化。

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徐光啓邀郭居靜(Lazaro Cattaneo)神父來上海開教。兩年間,領洗入教者多達二百餘人,由此打開了天主教在上海的發展之路,延續至今已有400多年曆史。徐光啓的全部家人,上至其父徐思誠,下至他的9個孫輩,甚至包括一些家丁,也全都在他的影響下受洗入教。徐光啓家族堪稱是江南,乃至全國少有的幾個著名天主教家族之一。而徐家彙之所以能夠發展成爲上海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鎮,與徐光啓家族的存在有着緊密的關係。

徐氏一族除了自身奉教之外,還積極通過包括婚姻、親族、地緣關係在內的各種社會關係向周圍傳播天主教信仰,以至於“自家而親而鄰而鄉黨、受教者日進”。除此之外,徐氏後人還與上海的天主教會保持着極爲密切的聯繫,他們不僅藉助徐光啓留下的人脈,將傳教士引薦給松江、南京各地的官員,還出資協助傳教士在上海各地建造了多所教堂,另外上海地區最早成立的天主教信徒集會——“聖母會”(Congregation of the Saint Virgin)之中的女性集會最初也是由徐氏家族成員組織而成的。

正是因爲有了徐氏家族的支持,明末清初上海的天主教務發展迅速。至康熙四年(1665年),松江府的天主教信徒人數已多達5萬。而到十八世紀初期,江蘇的10萬餘教友中有8萬餘人集中在上海及其附近。

然而,此後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卻不斷遭遇波折。先因“禮儀之爭”而遭康熙帝下達禁令,加上當時耶穌會在許多國家受到迫害,1773年教皇克萊孟十四世解散了耶穌會,上海的天主教傳教事業一度低迷。直到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沉寂了七十年的耶穌會才又重返上海。耶穌會的江南傳教區最初設在青浦縣的橫塘,然而,考慮到徐光啓及其家族曾經對天主教會產生的巨大影響,耶穌會士們一直設法想要回到徐光啓的故鄉上海縣,以延續他們當初的偉業。爲此,傳教士們特地幾次走訪聚居着徐氏後人的徐家彙地區,並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在江南信徒的資助下,購買了徐家彙的土地,並在此建立耶穌會本會會所。這一舉措不僅將教會的活動中心正式遷入徐家彙,也同時開啓了徐家彙的近代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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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匯中學崇思樓(1918)

道光二十七年,耶穌會在徐家彙建立“大書房”,後發展爲中國最早最完備的圖書館——徐家彙藏書樓;道光三十年(1850年),上海耶穌會創立依納爵公學,後爲徐匯公學,也是當時中國內地最早的新式中學;同治七年(1868年),法國耶穌會士韓伯祿(Pierre Marie Heude)在徐家彙創立了隸屬耶穌會的自然博物館;同治十一年(1872年),耶穌會江南教區在徐家彙成立“江南科學委員會”;同年,徐家彙觀象臺創立,它是上海乃至中國最古老的氣象觀測站,號稱“遠東氣象第一臺”。四年後,又成立了徐家彙土山灣印刷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耶穌會主持修復徐光啓墓,在其墓前豎立十字;宣統二年(1910年),上海徐家彙天主堂落成,成爲上海最大,也是全國最爲著名的天主堂之一。徐家彙的這些建築和機構不僅僅關乎宗教,也書寫並見證了上海近代文化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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