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1562年4月24日明末科學家、農學家徐光啓出生
徐光啓
徐光啓簡介
徐光啓，字子先，號玄扈，明末科學家、農學家。南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今上海市)人。生於嘉靖四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1562年4月24日)，卒於崇禎六年十月七日 (1633年11月24日)。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終於位，賜諡文定。
徐光啓畢生致力於數學、天文、曆法、水利等方面的研究，勤奮著述，尤精曉農學，譯有《幾何原本》《泰西水法》《農政全書》等著書。同時他還是一位溝通中西文化的先行者，徐光啓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者之一，是上海地區最早的天主教徒，被稱爲“聖教三柱石”之首，爲17世紀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
人物生平
徐氏祖居蘇州，以務農爲業，後遷至上海。徐光啓的祖父因經商而致富，及至父親徐思誠家道中落，仍轉務農。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光啓出生於太卿坊(今上海市黃浦區喬家路)。少年時代的徐光啓在龍華寺讀書。
明萬曆九年(1581年)，應金山衛試中秀才後，他在家鄉教書，並娶本縣處士吳小溪女兒爲妻。
萬曆十年(1582年)，第一次鄉試不中。爲了維持家計，徐光啓和他父親一樣“弱冠補諸生高等，食訖學宮，以家貧，故教授裏中子弟。”
萬曆十二年(1584年)，祖母卒，徐光啓的父母又過半百，加上水災，徐光啓家道每況俞下。
萬曆十六年(1588年)，徐光啓爲了尋找出路，和同鄉董其昌、張鼎、陳繼儒一起到太平府(今安徽當塗)應鄉試，徐光啓卻落第。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徐光啓赴廣東韶州任教，並結識了耶穌會士郭居靜。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轉至廣西潯州任教。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徐光啓因考官焦竑賞識而以順天府解元中舉。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會試他未能考中進士，回到家鄉教書。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他赴南京拜見恩師焦竑，與耶穌會士利瑪竇第一次晤面。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徐光啓沒有參加會試。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他在南京由耶穌會士羅如望(Jean de Rocha)受洗加入天主教，獲教名保祿(Paul)。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徐光啓中進士，考選翰林院庶吉士。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他開始與利瑪竇合作翻譯《幾何原本》前6卷，次年春翻譯完畢並刻印刊行。翻譯完畢《幾何原本》後，他又根據利瑪竇口述翻譯了《測量法義》一書。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三年翰林館期滿告散，他被授予翰林院檢討。同年徐光啓的父親在北京去世，他回鄉丁憂守制。
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邀請郭居靜至上海傳教，這成爲天主教傳入上海之始。守制期間，他整理定稿了《測量法義》，並將《測量法義》與《周髀算經》《九章算術》相互參照，整理編撰了《測量異同》，作《勾股義》一書，探討商高定理，開闢雙園、農莊別墅，進行農作物引種、耕作試驗，作《甘薯疏》《蕪菁疏》《吉貝疏》《種棉花法》和《代園種竹圖說》。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啓回到北京，官復原職。因欽天監推算日食不準，他與傳教士合作研究天文儀器，撰寫了《簡平儀說》《平渾圖說》《日晷圖說》和《夜晷圖說》。
萬曆四十年(1612年)，他向耶穌會教士熊三拔(P. Sabbathino de Ursis)學習西方水利，合譯《泰西水法》6卷。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初冬，因與朝中一些大臣意見不合，徐光啓告病去職前往天津。他在房山、淶水兩縣開渠種稻，進行各種農業實驗，先後撰寫了《宜墾令》《農書草稿》《北耕錄》等書，爲《農政全書》的編寫打下了基礎。
萬曆四十四(1616年)，年禮部侍郎沈榷連上三張奏疏，請求查辦外國傳教士，是爲南京教難。徐光啓上《辯學章疏》爲傳教士辯護。同年徐光啓回京復職，次年任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後病歸天津，作《糞壅規則》。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後金努爾哈赤發兵進犯關內，徐光啓應召星夜入京。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薩爾滸之戰明軍戰敗，他多次上疏請求練兵，後擢升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在通州督練新軍。但由於軍餉、器械供應困難，練兵計劃並不順利。
明天啓元年(1621年)，三月徐光啓上疏迴天津養病，六月遼陽失陷，他又奉召返京，力請使用紅夷大炮幫助守城，但因與兵部尚書意見不合，十二月再次辭歸。
天啓三年(1624年)，徐光啓擢升爲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等職，當時朝中魏忠賢專權，他不肯就任，次年他便遭讒劾去職。徐光啓回到上海後，將積累多年的農業資料“系統地進行增廣、審訂、批點、編排”，編撰而成後來的《農政全書》。他同畢方濟一起合譯了《靈言蠡勺》。他還把自己關於軍事方面的文章輯錄成書，刻印刊行了《徐氏庖言》。
天啓四年(1625年)，徐光啓退隱之後，將主要精力集中在增訂、批改以前所輯《農書》上，經過勤奮鑽研，日夜筆耕，終於在天啓四年(1627年)完成了《農政全書》的初稿。
明崇禎元年(1628年)，徐光啓奉召回京，官復原職。
崇禎二年(1629年)，他又擢升禮部左侍郎。因欽天監推算日食失準，崇禎皇帝同意由徐光啓主持開局修歷。同年，皇太極率領兵數萬人進逼京畿，崇禎帝召集大臣平臺議事，徐光啓奏對戰守之事。
崇禎三年(1630年)，升任禮部尚書。
崇禎四年(1631年)，陸續進獻曆書多卷，即《崇禎曆書》。
崇禎五年(1632年)，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
崇禎六年(1633年)，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土，同年11月8日病逝於任上，諡文定。
主要成就
1、天文曆法
徐光啓在天文學上的成就主要是主持曆法的修訂和《崇禎曆書》的編譯。
編制曆法，在中國古代乃是關係到“授民以時”的大事，爲歷代王朝所重視。 由於中國古代數學歷來以實際計算見長，重視和曆法編制之間的關係，因此中國古代曆法準確的程度是比較高的。但是到了明末，卻明顯地呈現出落後的狀態。一方面是由於西歐的天文學此時有了飛速的進步，另方面則是明王朝長期執行不準私習天文，嚴禁民間研製曆法政策的結果。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所說“國初學天文有歷禁，習歷者遣戍，造歷者殊死”，指的就是此事。
明代施行的《大統歷》，實際上就是元代《授時歷》的繼續，日久天長，已嚴重不準。據《明史·歷志》記載，自成化年間開始(1481)陸續有人建議修改曆法，但建議者不是被治罪便是以“古法未可輕變”，“祖制不可改”爲由遭到拒絕。萬曆三十八年(16l0)十一月日食，司天監再次預報錯誤，朝廷決定由徐光啓與傳教士等共同譯西法。供邢雲路修改曆法時參考，但不久又不了了之。直至崇禎二年五月朔日食，徐光啓以西法推算最爲精密，禮部奏請開設歷局。以徐光啓督修曆法，改歷工作終於走上正軌，但後來滿清侵入中原，改歷工作在明代實際並未完成。
當時協助徐光啓進行修改曆法的中國人有李之藻(1565—1630)、李天經(1579—1659)等，外國傳教士有龍華民、龐迪峨、熊三拔、陽瑪諾、艾儒略、鄧玉函、湯若望等。
徐光啓在天文曆法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於《崇禎曆書》的編譯和爲改革曆法所寫的各種疏奏之中。《崇禎曆書》的編譯，自崇禎四年(1631)起直至十一年(1638)，始克完成。全書46種，l37卷，是分五次進呈的。前三次乃是徐光啓親自進呈(23種，75卷)，後二次都是徐光啓死後由李天經進呈的。其中第四次還是徐光啓親手訂正(13種，30卷)，第五次則是徐氏“手訂及半”最後由李天經完成的(10種，32卷)。
徐光啓“釋義演文，講究潤色，校勘試驗”。負責《崇禎曆書》全書的總編工作。此外還親自參加了其中《測天約說》、《大測》、《日纏歷指》、《測量全義》、《日纏表》等書的具體編譯工作。
《崇禎曆書》採用的是第谷(Tycho)體系。這個體系認爲地球仍是太陽系的中心，日、月和諸恆星均作繞地運動。而五星則作繞日運動。這比傳教士剛剛到達中國時由利瑪竇所介紹的托勒玫(Pto1emy)體系稍有進步，但對當時西方已經出現的更爲科學的哥白尼(Copernicus)體系，傳教士則未予介紹。《崇禎曆書》仍然用本輪、均輪等一套相互關聯的圓運動來描述、計算日、月、五星的疾、遲、順、逆、留、合等現象。對當時西方已有的更爲先進的行星三大定律(開普勒三定律)，傳教士也未予介紹。儘管如此，按西法推算的日月食精確程度已較中國傳統的《大統歷》爲高。此外《崇禎曆書》還引入了大地爲球形的思想、大地經緯度的計算及球面三角法，區別了太陽近(遠)地點和冬(夏)至點的不同，採用了蒙氣差修正數值。
在天文曆法上，徐光啓介紹了古代托勒玫舊地心說和以當代第谷的新地心說爲代表的歐洲天文知識，會通當時的中西曆法，主持編譯了《崇禎曆書》。在曆書中，他引進了圓形地球的概念，明晰地介紹了地球經度和緯度的概念。他爲中國天文界引進了星等的概念;根據第谷星表和中國傳統星表，提供了第一個全天性星圖，成爲清代星表的基礎;在計算方法上，徐光啓引進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學的準確公式，並首先作了視差、蒙氣差和時差的訂正。
2.數學
“幾何”名稱的由來——科學家徐光啓
學過數學的人，都知道它有一門分科叫作“幾何學”，然而卻不一定知道“幾何”這個名稱是怎麼來的。在我國古代，這門數學分科並不叫“幾何”，而是叫作“形學”。“幾何”二字，在中文裏原先也不是一個數學專有名詞，而是個虛詞，意思是“多少”。比如三國時曹操那首著名的《短歌行》詩，有這麼兩句：“對酒當歌，人生幾何?”這裏的“幾何”就是多少的意思。那麼，是誰首先把“幾何”一詞作爲數學的專業名詞來使用的，用它來稱呼這門數學分科的呢?這是明末傑出的科學家徐光啓。
徐光啓在數學方面的成就，概括地說，有三個方面，即(1)論述了中國數學在明代落後的原因;(2)論述了數學應用的廣泛性;(3)翻譯並出版了《幾何原本》。
中國古代數學源遠流長，至漢代形成了以《九章算術》爲代表的體系，至宋元時期達到發展的高峯，在高次方程和方程組的解法、一次同餘式解法、高階等差級數和高次內插法等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較西方同類結果要早出數百年之久。但進入明朝以後，宋元數學的許多成果卻幾乎全都後繼無人，逐漸衰廢。對這種落後局面的形成原因，徐光啓曾有十分精闢的分析。他說：“算術之學特廢於近代數百年間耳。廢之緣有二。其一爲名理之儒士苴天下實事;其一爲妖妄之術謬言數有神理，能知往藏來，靡所不效。卒於神者無一效，而實者亡一存，往昔聖人研以制世利用之大法，曾不能得之士大夫間，而術業政事，盡遜於古初遠矣。”(“刻《同文算指》序”)
“名理之儒士苴天下實事”，對宋元數學在明代的衰廢原因，可謂一語道破。
徐光啓在一次關於修改曆法的疏奏中，詳細論述了數學應用的廣泛性。他一共提出了十個方面(“度數旁通十事”)，即(1)天文曆法;(2)水利工程;(3)音律;(4)兵器兵法及軍事工程;(5)會計理財;(6)各種建築工程;(7)機械製造;(8)輿地測量;(9)醫藥;(10)製造鐘漏等計時器。可以說把數學應用的廣泛性，講述得十分完備。在300餘年前，徐光啓就能達到如此的認識，實屬難能可貴。徐光啓還曾建議開展這些方面的分科研究。如果每個學科都設置相應的機構，那將形成一個相當可觀的“科學院”。
徐光啓在數學方面的最大貢獻當推《幾何原本》的翻譯。《幾何原本》是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Euclid)在總結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於公元前3世紀編成的。這部世界古代的數學名著，以嚴密的邏輯推理的形式，由公理、公設、定義出發，用一系列定理的方式，把初等幾何學知識整理成一個完備的體系。《幾何原本》經過歷代數學家，特別是中世紀阿拉伯數學家們的註釋，經阿拉伯數學家之手再傳入歐洲，對文藝復興以後近代科學的興起，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許多學者認爲《幾何原本》所代表的邏輯推理方法，再加上科學實驗，是世界近代科學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前提。換言之，《幾何原本》的近代意義不單單是數學方面的，更主要的乃是思想方法方面的。徐光啓就正確的指出： “此書爲益，能令學理者祛其浮氣，練其精心，學事者資其定法，發其巧思，故舉世無一人不當學。……能精此書者，無一事不可精，好學此書者，無一事不可學。”(《徐光啓集·幾何原本雜議》)直到20世紀初，中國廢科舉、興學校，以《幾何原本》內容爲主要內容的初等幾何學方纔成爲中等學校必修科目，實現了300年前徐光啓“無一人不當學”的預言。
《幾何原本》由公理、公設出發給出一整套定理體系的敘述方法，和中國古代數學著作的敘述方法相去甚遠。徐光啓作爲首先接觸到達一嚴密邏輯體系的人，卻能對此提出較明確的認識。他說：“此書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試、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脫之不可得，欲駁之不可得，欲減之不可得，欲前後更置之不可得。”他還說：“(此書)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實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實至簡，故能以其簡簡他物之至繁;似至難，實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難。”他最後說：“易生於簡，簡生於明，綜其妙，在明而已。”(同上)徐光啓提出《幾何原本》的突出特點在於其體系的自明性。這種認識是十分深刻的。
歷時一年，《幾何原本》譯出六卷，刊印發行。徐光啓撫摸着此書，感慨道：這部光輝的數學著作在此後的一百年裏，必將成爲天下學子必讀之書，但到那時候只怕已太晚了。
可歷史，比他預感的更悲哀。
明朝覆亡，滿清侵入中原之後，科學再度被打入了“冷宮”。不但書的後半部分遲遲不能翻譯，就連他已經譯出的上半部分也不再發行。西方傳教士帶來的科技著作，成爲康熙、雍正或乾隆皇帝獨享的業餘愛好。直到晚清廢科舉、興新式學堂時，幾何學才成爲學生的必修課程，這與徐光啓發出的“百年”之嘆，又晚了近兩百年。
而歷史有多少個百年可以蹉跎，國家又有多少項科技能丟棄於路上?
3、農學
徐光啓出身農家，自幼即對農事極爲關心。他的家鄉地處東南沿海，水災和風災頻繁，這使他很早就對救災救荒感興趣，並且講究排灌水利建設。步入仕途之後，又利用在家守制、賦閒等各種時間，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設置試驗田，親自進行各種農業技術實驗。
徐光啓一生關於農學方面的著作甚多，計有《農政全書》(大約完成於1525—1528年間，死後經陳子龍改編出版於1639年)、《甘薯疏》(1608)、《農遺雜疏》(1612，現傳本已殘)、《農書草稿》(又名《北耕錄》)、《泰西水法》(與熊三拔共譯，16l2)等等。徐光啓對農書的著述與他對天文曆法的著述相比，從卷帙來看，數量雖不那樣多，但花費時間之長、用功之勤，實皆有過之而無不及。
其中，《農政全書》又堪稱代表。此書是徐光啓歿後，經陳子龍刪改(大約刪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後成書的。《農政全書》共分12門(農本、田制、農事、水利、農器、樹藝、蠶桑、蠶桑廣類、種植、收養、製造、荒政)，60卷，70餘萬言。書中大部分篇幅，是分類引錄了古代的有關農事的文獻和明朝當時的文獻;徐光啓自己撰寫的文字大約有6萬字。正如陳子龍所說，《農政全書》是“雜採衆家”又“兼出獨見”的著作，而時人對徐氏自著的文字評價甚高：“人間或一引先生獨得之言，則皆令人拍案叫絕。”(劉獻廷《廣陽雜記》)
《農政全書》主要包括農政思想和農業技術兩大方面，而農政思想約佔全書一半以上的篇幅。徐光啓的農政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用墾荒和開發水利的方法來力圖發展北方的農業生產。我國自魏晉以來，全國的政治中心常在北方而糧食的供給、農業的中心又常在南方，每年需耗資億萬來進行漕運，實現南糧北調。時至明末，漕運已成爲政府財政較大的隱患之一。徐光啓主張發展北方農業生產來解決這一問題(墾荒、水利、移民等)。與此同時，在《農政全書》中，徐光啓也用了四卷的篇幅來講述東南(尤指太湖)地區的水利、淤澱和湖墾。他還對棉花在東南地區的種植、推廣進行了不少研究。
(2)備荒、救荒等荒政，是徐光啓農政思想的又一重要內容。他提出了“預弭爲上，有備爲中，賑濟爲下”的以預防爲主(即指“浚河築堤、寬民力、祛民害”)的方針。
農業技術方面：
(1)破除了中國古代農學中的“唯風土論”思想。“風”指的氣候條件，“土”指土壤等地理條件，“唯風土論”主張：作物宜於在某地種植與否，一切決定於風土，而且一經判定則永世不變。徐光啓舉出不少例證，說明通過試驗可以使過去被判爲不適宜的作物得到推廣種植。徐光啓的有風土論但不唯風土論的思想，推進了農業技術的發展。
(2)進一步提高了南方的旱作技術，例如種麥避水溼、與蠶豆輪作等增產技術。他還指出了棉、豆、油菜等旱作技術的改進意見，特別是對長江三角洲地區棉田耕作管理技術，提出了“精揀核(選種)、早下種、深根短幹、稀稞肥壅”的十四字訣。
(3)推廣甘薯種植，總結栽培經驗。
(4)總結蝗蟲蟲災的發生規律和治蝗的方法。
4、軍事
徐光啓幼年時期，其家鄉一帶屢遭倭寇蹂躪，因而從早年起即關心兵事。他在寫給焦竑的一封信中說：“(光啓)少嘗感憤倭奴蹂踐，梓里丘墟，因而誦讀之暇稍習兵家言。時時竊念國勢衰弱，十倍宋季，每爲人言富強之術：富國必以本業，強國必以正兵。”(《徐光啓集·復太史焦師座》)以農業爲富國之本，以正兵爲強國之本，徐光啓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一貫重視軍事科學技術的研究。
早在剛剛被選考爲翰林院庶吉士時，徐光啓便在《擬上安邊御虜疏》中提出了“設險阻、整車馬、備器械、造將帥、練戎卒、嚴節制、信賞罰”，但他認爲這些都不過是“世俗之常談，國家之功令”。他這篇禦敵疏的中心內容則是“於數者之中，更有兩言焉。日求精，曰責實。……苟求其精，則遠略巧心之士相於講求，經歲而未盡;苟責其實，則忠公憂國之臣所爲太息流涕者，十倍於賈誼而未已也”。“求精”和“責實”是徐光啓軍事思想的核心。
徐光啓還大力宣揚管仲“八無敵”(材料、工藝、武器、選兵、軍隊的政教素質、練兵、情報、指揮)和晁錯的“四預敵”(器械不利、選兵不當、將不知兵、君不擇將”。做到“八無敵”即可無敵於天下，如果是“四預敵”則兵無不敗。據此他提出了“極求真材以備用”。“極造實用器械以備中外守戰”，“極行選練精兵以保全勝”，“極造都城萬年臺(炮臺)以爲永永無虞之計”，“極遣使臣監護朝鮮以聯外勢”(《徐光啓集·遼左陷危已甚疏》)。這些辦法和措施，都是“八無敵”、“四預敵”思想與“求精”、“責實”精神相結合的產物。
在上述這些辦法和措施中，徐光啓尤其注重對士兵的選練，他提出了“選需實選，練需實練”的主張。萬曆四十八年(1620)二月開始，徐光啓受命在通州、昌平等地督練新軍。在此期間他撰寫了《選練百字訣》、《選練條格》、《練藝條格》、《束伍條格》、《形名條格》(列陣方法)、《火攻要略》(火炮要略)、《制火藥法》等等。這些“條格”，實際上乃是徐光啓撰寫的各種條令和法典，也是我國近代較早的一批條令和法典。
《選練百字訣》和《選練條格》等等，體現了徐光啓“實選”、“實練”的責實精神。
除此之外，徐光啓還特別注重制器，非常關心武器的製造，尤其是火炮的製造。管狀火器本是中國的發明創造，但時至明代末年。製造火器的技術已逐漸落後，由於邊防的需要，急需引進火炮製造技術。爲此，徐光啓曾多方建議，不斷上疏。徐光啓還對火器在實踐中的運用，對火器與城市防禦，火器與攻城，火器與步、騎兵種的配合等各個方面部有所探求。徐光啓可以稱得上是中國軍事技術史上提出火炮在戰爭中應用理論的第一個人。
徐光啓墓
位於上海市徐彙區南丹路的光啓公園內，原墓地佔地20畝，共有10個墓穴，葬徐光啓及其夫人吳氏，左右是四個孫子夫婦。墓前立有石碑、石人、石馬、華表、石牌坊等物。石牌坊上正中額題“文武元勳”;右題“熙朝元輔”,左題“王佐儒宗”,正中額下題:“明故大夫太子太保贈少保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文定公墓闕”。石牌坊鐫有對聯，上聯“治歷明農百世師經天緯地”，下聯“出將入相一個臣奮武揆文”。到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墓前原碑坊已失,石人、石馬、華表均在。江南天主教會在徐光啓進教三百年，爲紀念這位“保祿”閣老，重修其墓地，又於墓前另置大石十字架一座，座旁志刻立碑緣起,並附有拉丁文碑文。清末由於墓地年久失修,縮爲18畝。民國22年(1933年)爲紀念徐光啓逝世三百年，又在十字架四周圍以鐵欄，其下築人造石欄杆和水泥路。抗日戰爭期間墓地荒廢，空地成菜畦。
新中國建立後，由上海市文化局對徐光啓墓地撥款整修,重建十字架基臺,並公佈爲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文革”中,原有碑坊、華表文物又遭破壞。1978年，墓地闢爲南丹公園。1981年，在園北部建成橢圓形大墓。佔地300平方米,高2.2米。墓碑上鐫刻着著名數學家蘇步青手書“明徐光啓墓”。1983年，墓前小路拓建成150平方米花崗石墳臺，新建徐光啓半胸一品官服花崗石雕像。左右植有龍柏及常青樹。墓東側建有徐氏手跡碑廊,勒石《幾何原本序》、《葩經嫡證序》等部分手跡。碑廊背面石刻是明末清初學者查繼佐所撰《徐光啓傳》及現代著名畫家程十發臨摹的徐光啓畫像。墓西側有石馬一尊。墓前左右水泥石凳圍繞,遍植樹木。是年11月，爲紀念徐光啓逝世350週年，南丹公園改名光啓公園。
徐光啓紀念館
徐光啓紀念館，位於上海光啓公園南春華堂內，是爲紀念明代著名科學家徐光啓，也爲了讓他的文史地位和近代科學思想有“落腳”之地而建立的。
2005年，出於保護歷史文化建築的目的，南春華堂從原址梅隴遷移到光啓公園，與徐光啓墓“做伴”，原放置在光啓幕前的徐光啓雕像也移到院內。
南春華堂可謂明代建築典範，廳堂以明式傢俱佈置，按照徐光啓舊居擺設陳列，古意盎然。正廳中央高懸一塊牌匾，上書“後樂堂”三字，得自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兩邊的抱柱聯“虔信天學泛愛衆人富國利民樹賢範，深研博物躬行農政學貫中西創偉功”，是徐光啓逝世350週年時，著名書法家戚叔玉撰寫的。徐光啓紀念館，由照壁、碑廊、廂房、廳堂等部分組成，分爲四大陳列：徐光啓平生、《農政全書》與《幾何原本》、《崇禎曆書》與《徐氏庖言》以及徐光啓與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