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449年關乎大明國運的北京保衛戰上，一樁見證了大英雄于謙卓越軍事才能的事實，就是他拒絕了滿朝文武“堅城死守”的呼聲，堅決將部隊屯兵在城外，依託堅固城牆，與瓦剌進行硬碰硬野戰。
乍一看去，于謙這決定，讓人不可理解。兵法都說“其下攻城”，北京城經過半世紀經營，城池出名的堅固，又新增二十二萬援軍。瓦剌野戰勢力強悍，又是士氣正旺。何必扔下自家優勢去死磕?只要牢牢守住城池，把瓦剌耗走不就行了?但事實是，于謙的抉擇，纔是當時唯一正確的戰略。
首先一個原因，就是“城高池深”的北京城，一旦選擇“堅城死守”，必然守不住。
北京城的特點，是“城高池深”，外圍就座要塞城門，各個堅固無比，看似固若金湯，卻其實也是最大弱點：當時已有百萬人口的北京城，城市面積也十分大，遇到守城戰役時，防線也就拉得十分長。別看手裏有二十二萬部隊，分佈在九個城門上，就是嚴重不夠。
何況氣勢洶洶殺來的瓦剌大軍，絕不同於之前的“遊牧騎兵”。當時瓦剌的攻堅能力，早已輕車熟路，攻北京前攻打紫荊關，也是一頓狂攻後就拿下。通過多年走私買賣，他們更擁有大量明軍銃炮火器，一旦他們集中兵力，狂攻北京城一點。城破國滅的浩劫，絕不是開玩笑。
而且就算瓦剌畏懼北京城堅城，採取圍而不打的策略。但別忘了北京有百萬人口，先前儲備的糧食遠遠不夠，全要靠漕運來不給。倘若瓦剌切斷了漕運線路，對北京城來個圍點打援，不但可以源源不斷補充給養，更會將北京城困到彈盡糧絕。譁變之類的動亂更有可能發生。倘若那樣，就是不攻自破。
而比這後果還嚴重的，就是第二個原因：如果瓦剌大軍繞開北京城不打，轉而對內地進行瘋狂劫掠，那將是堪比北京淪陷的災難。
在準備北京保衛戰前，明王朝進行了大規模的徵兵調糧，周邊的糧草，以及山東河南江蘇各地的漕軍運軍備倭軍，幾乎全數雲集到了京城。北京城的防禦無比堅固，但中原各地的防禦，其實也無比空虛。
倘若明朝“堅城死守”，瓦剌調轉馬刀，侵擾山東河北各地州縣，至少黃河以北都會遭夠荼毒，中原地區極可能大亂。類似的景象，可以參考明末八旗破關侵擾時，明王朝“堅城死守”，不敢作戰的後果——數十萬百姓被掠，中原州縣傷亡慘重。
在這種情況下，明王朝如果“堅城死守”，恰恰是對國家民族的不負責。
最重要的原因是：以明王朝增援北京的二十二萬部隊實力，完全有能力擊敗來犯的瓦剌軍隊。與瓦剌進行主力決戰，正是時機!
在土木堡慘案爆發前後，明王朝的軍事實力，其實還是非常強大的時期。土木堡戰役的慘敗，說到底來自明英宗的作死指揮，而非明軍戰鬥力問題。北京保衛戰前，明朝增援北京的部隊，基本以山東江蘇河南的漕運軍備倭軍爲主，其中不乏有作戰經驗的好部隊。士氣也無比高漲。正可與瓦剌一戰!
而最有利於野戰的，則是北京城的防禦態勢。雖說北京城城大戰線長，但城池上裝備的勁弩火器，完全有利於部隊依託城池，阻擊來犯的瓦剌部隊。步兵爲主的明軍，也正好可以屯兵堅城下，發揮自身防禦的優勢。有限的騎兵部隊，則可以作爲機動兵力，防禦中隨時增援。
可以說，于謙的這一系列安排，絕非是頭腦發熱，相反卻是一套縝密的積極防禦戰略，並被接下啦的實戰驗證。
更爲重要的是，于謙選擇的，也並非簡單的“依託城池防守”，而是給瓦剌一系列組合拳。先是在瓦剌到來之前，展開大規模清查，把瓦剌潛伏在北京周圍的細作，一股腦全抓了出來。殺氣騰騰的瓦剌大軍，還沒開打就斷了耳目。戰役開打後，于謙更是巧妙設伏，誘引瓦剌精銳進入德勝門，一頓火器轟炸，將這支瓦剌騎兵裏的“尖刀”隊伍徹底打廢。被打彎了尖刀的瓦剌軍，這下攻擊力大減。
然後，就有了後人熟悉的，熱血澎湃的一幕，依託堅城的二十二萬明軍，戰至流血凝肘而不退，以血戰到底的衝殺，把驕橫的瓦剌大軍打的大敗，甚至連瓦剌人眼中待宰的明朝百姓們，也手持磚頭上城血戰。萬衆一心的血戰，終於打得瓦剌軍倉皇逃跑。一場眼看要滑向深淵的明朝國難，就這樣被力挽狂瀾。
真正起到關鍵作用的，不止是京城軍民的浴血，更有擔當重任的大英雄于謙，那卓越的軍事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