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這裏是小編，今天給大家說說清朝福建商人的故事，歡迎關注哦。
太史公司馬遷曾在《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寫道：“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意思是說，古代的統治者都試圖以實際統治的人民的意志爲天，而民衆則以維持生命的糧食爲天。的確，這句名言是歷史的真實寫照，尤其是在自然災害頻發，科學技術並不發達的封建時期，人們往往都會把“食”放在第一位。畢竟，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裏，產多少糧食能養活多少人口這是一定的，在風調雨順的年月，百姓尚可餬口，一旦遇到天災人禍便是饑荒流民。
縱觀我國古代人口發展史，不難發現在很長一段時間我國人口都很難有巨大增長，即使有過短暫的“春天”，最後還是因戰亂又迅速衰減。面對如此困境，直到後來有一個福建商人從國外偷回來一種東西，極大程度解決了“食”的問題，讓清朝在短短的50年間就增加了兩倍人口!而這件事情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極大，客觀來講，正是他的此舉讓中國安然度過包括抗日戰爭在內的許多天災人禍，下面就讓我們來了解一下這段值得人們敬畏的歷史吧!
此人就是福建省長樂縣的陳振龍，出生於明朝萬曆年間，是一位歷史上做出巨大貢獻的孺人。早年的陳振龍受家風薰陶，自幼吟讀詩書，在不到20歲的年齡就考中了秀才，這在當時是十分難得的。然而，隨着年齡的增長，陳振龍在考取舉人的路上卻屢試不第，最終厭倦了科舉考試他投身商海，做了一名商人。
當時，福建商人多是選擇出海從商，爲了生計，陳振龍也隨着其他商人一起下了南洋經商，“往來於閩省、呂宋(菲律賓)之間。”正是呂宋之行，讓陳振龍見到了一種可以改變中國人口的特殊農作物，它就是當地呂宋人經常食用的朱薯，後稱紅薯。這種農作物畝產高峯可達4000多斤，低的時候也有2000多斤，相比於明朝時國內畝產僅有兩三百斤的小麥和水稻來說，這無疑是一種超級農作物。
隨後陳振龍瞭解到，朱薯這種農作物不挑生長環境，適應性較高、產量高、耐旱，結果即可食用，沒有生熟的區別。而面對如此好的農作物，陳振龍當然看在眼中，儘管當時他已經改行經商，但在內心深處依舊涌動着強烈的傳統知識分子愛國情懷，聯想到家鄉福建山多田少，土地貧瘠，許多老百姓還在溫飽線上苦苦掙扎，遂陳振龍決定無論千辛萬苦，也要將這種超級植物帶回中國耕種。
但實際上，朱薯的原產地並不是呂宋，而是在美洲中部的墨西哥、哥倫比亞一帶，後由西班牙殖民者帶到了呂宋島栽種。因此，當時統治呂宋島的西班牙將朱薯視爲奇貨，嚴禁任何人將其帶出境。顯然，由於西班牙人的阻撓，要想將朱薯公開引進回國種植已無可能，他只好另外想辦法。最終聰明的陳振龍經過精心謀劃，“取薯藤絞入汲水繩中”，並在繩面塗抹污泥，於1593年初夏，巧妙躲過殖民者關卡的檢查，“始得渡海”。航行歷經七晝夜，於農歷五月下旬回到福建廈門。
陳振龍將朱薯順利運抵回國之後，朱薯即顯示出其適應力強，無地不宜的優良特性，產量之高，“一畝數十石，勝種穀二十倍”。加之“潤澤可食，或煮或磨成粉，生食如葛，熟食如蜜，味似荸薺”，故很快在鄉里間傳播。但要說朱薯在福建廣泛種植，還要源於一場災荒的出現，在陳振龍試種朱薯的第二年，閩中又遇大旱，五穀少收，饑民流離。陳振龍見狀百感交集，當即就讓其子陳經綸上書福建巡撫金學曾，申報呂宋朱薯可以救荒。
據清朝史料文獻《金薯傳習錄》記載：“按番薯種出海外呂宋。明萬曆年間閩人陳振龍貿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種之法入中國。值閩中旱飢。振龍子經綸白於巡撫金學曾令試爲種時，大有收穫，可充穀食之半。自是磽确之地遍行栽播。”而正是在陳振龍和金學曾的推廣下，幫助百姓度過了饑荒難關，解決閩人缺糧問題。事後，閩人感激金學曾推廣之德，遂將朱薯改稱金薯，又因來自“番國”，俗稱番薯。並且在福州、福清等地建報功祠，專祀金學曾和陳振龍。
到了清朝乾隆時期，朝廷更是以官方名義鼓勵民間種植番薯，乾隆皇帝更是親自下令，在直隸省“廣勸栽植”。在朝野上下的積極推廣，番薯很快在全國廣爲傳種，成爲中國僅次於稻穀、麥子和玉米的第四大糧食作物。而正是因爲朱薯的推廣，讓中國在乾隆六年(1741年)人口首次突破一個億，成爲億人大國。然而，朱薯帶給中國人口的紅利並沒有結束，隨後在50年間中國人口迎來快速增長，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人口竟爆發式的增長到三億，成爲名副其實的人口大國!
在短短50年的時間，讓清朝人口增長了兩億，陳振龍引進的朱薯可謂功不可沒。要知道，中國從商周到清初將近五千年的時間，中國人口一直徘徊幾千萬左右，直到朱薯的出現我國人口才迎來爆發式增長。可以說正是陳振龍把甘薯引入我國，才改善了我國農作物的結構和食譜，讓其成爲我國舊時代度荒解飢的重要食物之一。目前全國朱薯種植面積仍然有一億多畝，年產量折原糧達三千萬噸，佔世界朱薯總產量的80%，從古至今，大家都是朱薯傳播的受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