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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漢以來，佛教傳入中國。由於佛教的教義在於以生爲苦空，以涅槃(死)爲解脫，講究苦行禁慾，戒律煩苛，符合統治階級麻醉人民、緩和階級矛盾的要求，有利於封建統治的鞏固，所以經歷魏晉南北朝，傳播發展很快。隨着佛教發展規模的擴大，宗教事務管理制度亦隨之產生。
一、佛教管理機構
北魏置監福曹以統轄全國僧尼;北齊置昭元寺，掌管佛教與道教，置大統1人，都維那1人，又有主簿、功曹等員，以管理州沙門統與郡縣維那。北齊又於鴻廬寺置典寺署，有令及丞，又有僧祗部丞1人。北周置司寂上士、中士，掌佛教之政。
對國家卻不負擔賦役的義務。寺院經濟的惡性膨脹，日益造成了對政府的威脅和民生的害;其次，佛教自成體系，不敬王者，不拜父母等行爲又與儒家講究忠孝的傳統倫理觀念相悖。因此，統治階級中很多有識之士不斷提出抑佛的主張，於是在北魏和北周就有兩次使僧侶還歸編戶、寺院皆爲俗宅的滅佛事件的發生。隋文帝楊堅在北周大象二年(577年)奪取北周的政治權力，不久就下令恢復佛教。
在佛教恢復傳播之後，還利用政權的力量興建寺院，營立莊田，於開皇十三年(593年)下詔於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並賜莊田。由於帝王的提倡，佛教又很快地發展起來。隋初管理佛教的機構是鴻臚寺所屬的崇玄署，設令、丞爲正副主官，管理佛教與道教事務。煬帝時改佛寺爲道場，各置監、丞，屬鴻臚寺。
唐代統治者自認爲老子李耳之後，崇尚道教，在武德八年(625年)規定道教的序次在佛教之前。其時沿隋制於鴻臚寺置崇玄署，掌管佛教與道教，每寺、觀各置監1人。
貞觀中廢寺觀監。武則天革唐命，以周代唐，罷玄元皇帝爲老君，而以佛經作爲女主受命符讖，“以釋教開革命之階，升於道教之上”，採取了抑道崇佛的政策。
延載元年(694年)又敕全國僧尼隸祠部，不屬司賓(即鴻臚寺)。中宗復位後又恢復崇道抑佛的政策，道教的序次又改在佛教之前，而管理機構未變，玄宗時一度又改屬鴻臚寺，不久又隸屬祠部。《通典》卷23《職官五》“祠部郎中”條謂其“掌祠祀、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祝、醫藥等及僧尼簿籍。”
管理僧尼簿籍是祠部職掌的一部分。德宗時又置左右街功德使與東都功德使、修功德使，管理僧尼和修建官寺。不過僧尼的度煤仍由禮部的祠部司掌管。憲宗時又在左右街功德使之下分設左右街僧錄。元和二年(807年)並以道士、女冠隸屬於左右街功德使。其後除會昌二年至六年(842~846年)以僧尼隸屬於主客之外，功德使總掌佛教和道教的管理，代替了前此的崇玄署。五代時亦大體沿用此制。
二、宋代和尚管理制度
宋朝對宗教事務實行國家統一管理的制度。其具體措施主要有：
1、凡興建佛寺或道觀，必須向國家辦理登記手續，得到批准，由朝廷賜給敕額，纔算合法。
真宗大中祥符間(1008一1016)，統一改換全國寺名，實際是對全國寺觀實行重新登記，改換有些地區五代以來舊的名稱，統一頒賜敕額，以便加強管理。元豐改制後的祠部即專管此事。
2、各路每年剃度僧、尼有年齡等的限制。
真宗時，規定僧和道士、女冠年滿18，尼年15，獲得了剃度受戒的資格。此後，每逢一年一度的“誕聖節”即當朝皇帝的生日，參加本州的考試。由各州選差本州的判官和錄事參軍在長官廳舉行，應試者童行(指出家入寺觀尚未取得度牒的少年)唸經百經，或讀五百紙;長髮念七十紙，或讀三百紙，爲合格，才允許發給官方證明文件——度牒。
3、限制剃度人數和度牒發放數量，以控制僧、尼人數。
太祖開寶間(968-976)，規定僧、尼每100人剃度一人。太宗至道元年(995)，改爲每300人剃度一人。在太宗太平興國元年(976)以前，承襲晚唐之制，凡沙彌、童行領取剃度文牒，要交納一定的價錢。至這一年開始，取消了每道要費100貫文的做法。英宗治平四年(1067)，朝廷賜陝西轉運司1000道度牒，以買谷賑濟，再次出售度牒。
神宗熙寧元年(1068)，採納知諫院錢公輔的建議，今後祠部遇歲飢、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皆減少一半。從此，宋朝政府出售度牒漸趨經常化和制度化，每年立有定額，價錢也有定格。史稱：“新法既行，獻議者立價出賣，每煤一紙，爲價百三十千，然猶歲立爲定額，不得過數。”最初每年售3000至4000道。至元豐六年(1083)，限爲一萬道。每道定價130貫文。
夔州路轉運司增價至每道300貫文，後漸減爲190貫文。依此推算，宋朝每年財政收入達100萬貫。哲宗時，度牒價格上漲，每道達200貫文。徽宗時，一度毫無節制地出售度牒，祠部一年賣度牒近3萬道，使每道價錢降至不到90貫文，以致全國僧尼激增。
後來加以整頓，甚至下令暫停3年至5年出賣，才稍有限制。南渡後，推行“新法度煤”，價格漸從60貫文增至100貫文。從高宗紹興十二年(1142)至三十一年(1161)，近20年停賣度牒，致使“僧徒消爍殆盡，福建諸寺多用保甲看管”。
紹興三十一年，爲了籌集軍費，恢復製造和出賣度牒，每道定價500貫文。
孝宗朝，降到300貫文，後又陸續增加到500貫文，最高達700貫文。這時，“朝廷謹重愛惜，不輕出賣，往往持錢入行都，多方經營，而後得之。”後來又下“停榻之令”，准許客人增出100貫文興販，又增至每道800貫文。此後，朝廷給降度牒轉多，各州不得不降價推銷。
通過按額剃度僧尼和定額出售度牒，宋朝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控制了全國僧、尼的人數。
真宗天禧五年(1021)，僧、尼和道土、女冠共479191人。仁宗景祐元年(1034)，共454388人。神宗熙寧元年，減爲273982人。熙寧十年，又減爲251785人金。徽宗宣和七年(1125)，聚增至1000000人。南渡後，到高宗紹興二十七年(1157)，減少至210000人。
在宋朝人口不斷增長的情況下，使僧、尼的人數保持在200000人略多的程度，顯示了限制度牒發放數量所取得的成效。
4、建立一套僧官和道官制度。
神宗以前，各大佛寺均由朝廷授予宣敕，差補主首(住持)，遠地大廟多用黃牒選補。神宗後，改由祠部給帖。一般寺觀的僧、道正副及寺觀主首、主事，由本州的僧、道正司審察補授。各州的僧、道正，由知州和通判從現管僧、道中從上選差;如上名人不能勝任此職，即從以下名次人中揀選有名行經業和沒有過犯、爲衆所推、可以勝任者，申報轉運司審覈，由本州軍差補。
京師設左街和右街僧正、僧錄、副僧錄、鑑義、額外守缺鑑義等，道教也設相應的左街和右街道錄、副道錄、都監、首座、鑑義等，分管本街教門公事。
真宗景德年(1005)，曾親臨便殿接見京師各寺院的主首，詢察其行業，優長者補爲左、右街僧官。大中祥符三年(1010)前，僧職逐級遷補，由開封府負責，但“濫選者衆”。是年，改命知制誥李維等在中書門下出經題考試左、右街僧官，依成績序遷。
兩個月後，又命考試道官”。哲宗紹聖四年(1097)，凡遷補僧職，皆要考試大義七道、器義三道，取文理優長者充任。徽宗政和三年(1113)，爲避用“主”字，下令全國道士不準稱爲“宮主”、“觀主”，而一律改稱“知宮觀事”。
女冠也依此改稱。僧、尼不準稱寺主、院主、庵主、供養主之類，皆改院主爲“管勾院事”，副院主爲“同管勾院事”，供養主爲“知事”，庵主爲“住持”，等等。
重和二年(1119)，改稱佛爲“大覺金仙”，其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士”，改換服飾，稱姓氏。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次年，“復德士爲僧。”宣和七年，撤銷道官。宋朝還對有名望的僧人授予二字或四字、六字“大師”或“禪師”的稱號;授予道士二字或四字“真人”稱號;另外，或賜給紫衣。
5、重視佛經的翻譯和佛、道經典的雕印。
鴻臚寺最初設譯經院，後改稱傳法院。又設印經院。皇帝親自組織佛經翻譯，製作序文。真宗時，還委派宰相兼譯經使，其他大臣如參知政事和知樞密院事爲潤文官。朝廷不時發佈詔令，要求將新譯佛經全部刻版印，以廣流佈。還曾由二館校定道藏經。
6、建立一套法律制度。
詳盡地規定了“試經撥度”、“師號、度牒”、“違法剃度”、“受戒”、“住持”、“行遊”、“供帳”等方面的條法，諸如規定一般僧人和道士犯杖以下的私罪，僧錄和道錄犯杖贓私罪或徒以下公罪，皆允許贖。
聖節試度童行，道士和女冠每50人各度一人，僧和尼每100人各度一人。各戒壇不遇聖節，而擅自開壇受戒，連同受戒者，各徒二年;臨壇的主首，與之同罪。各童行，皆留髮，仍於本戶收其身丁錢米。收童行的本師，要申報主首，到造帳時，主首保明入帳，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