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說起西方社會的福利制度時，總繞不開“福利病”，如過度福利造成的“養懶漢”、財政赤字與高稅收等問題。其實這些“福利病”在宋朝就出現了。
北宋崇寧年間的福利機構包括三個系統：福利收養系統(居養院)、福利醫療系統(安濟坊)、福利性公墓(漏澤園)，可以說幼有所養，老有所依，病有所治，死有所葬。當然，受益對象只限於“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的羣體，並非全民性福利。
這些福利機構並非始創於崇寧年間，卻是在崇寧初年蔡京執政後才向全國推行。按蔡京的規劃，各州縣及規模略大的城寨市鎮均須設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
宋朝貧民福利制度堪稱史上之最，過度福利問題卻也相繼而來。
大觀三年(1109年)四月，宋徽宗下詔：有些州縣的福利機構爲救濟對象提供酒饌，待遇過於優厚，要立法糾正這股風氣。次年，他詔令各州縣停止福利擴張，除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外，不要自行設置其他福利機構。
10年後，徽宗再次批評過度福利的現象—居養院與安濟坊不但免費提供一切日常用具，還替救濟對象僱乳母、保姆，以致政府入不敷出。
這種過度福利，與其說是福利機構的腐敗，毋寧說是蔡京的施政偏好。蔡京是新黨領袖王安石的繼承人，他們推動變法的目標之一便是防止貧富極端分化。蔡京辭官後，就再沒過度福利的現象了。不過，南宋時杭州市民享受的福利也非常優厚，出現很多“懶漢”。
終日遊玩於杭州西湖一帶的不但有富家子弟，還有“解質借兌”(類似於今日的貸款旅遊)的貧民。他們就不怕餓死嗎?還真不怕。因爲福利豐厚—免服科役，常減賦稅和房租;節慶有“黃榜錢”，雪天有“雪寒錢”，久雨久旱則有“賑恤錢米”;店鋪開張之日可向政府領燈油、蠟燭，街頭的藝術工作者也能獲得政府補助……
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些福利經費從哪兒來呢?陸游的《老學庵筆記》中載，崇寧年間，各州縣傾財政之力救濟貧民優先於軍費開銷—軍糧匱乏可以容忍，濟貧不力則會被問責。難怪當時的民諺譏笑蔡京政府“不養健兒，卻養乞兒”。
過度福利還導致民間賦稅加重。宋代賦稅主要由富戶承擔，所以出現“貧者樂而富者擾”的現象。洪邁的《夷堅志》中有一則“優伶箴戲”的故事—兩名伶人在內廷演出時扮成僧人，以類似對口相聲的形式調侃時人的“生老病死苦”，徽宗看後惻然長思。
如今看來，過度福利固然不可取，也易造成不良後果，但它好比營養過剩，一個營養不良的人是不該擔心營養過剩的，如果因此而不肯吃肉，就跟因噎廢食一樣蠢了。
宋人的態度比較務實—雖不齒於蔡京的爲人，也曾抨擊過度福利，但對福利制度本身還是讚賞有加的。甚至有宋人相信，作爲“六賊之首”的蔡京沒被砍頭就得益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