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南宋的偏安一隅和北伐未竟往往被歸咎於皇帝的昏庸無能，以及秦檜等奸臣的禍害忠良。可事實上，當時南宋民衆的主流也是不希望北伐的。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並非如一些詩詞中描述的那樣，強烈地渴望朝廷收復中原，而是更願意偏安一隅，求得安穩。
說到南宋時期的北伐，我們往往會想起陸游臨終前的“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想起李清照的“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亦或是辛棄疾的“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但這些其實都只是文人們一廂情願的愛國情懷，並不代表當時大多數民衆的意願。
南宋立足的江浙地區自古號稱東南膏腴之地，“天下賦稅，盡出其半”，但在南宋初期卻並非如此。經過宋徽宗20年花石綱的徵掠、席捲幾百萬人口的方臘起義以及宋金戰爭的動盪，這裏人口銳減，滿目荒涼，已經變成土匪、盜賊、叛亂者和豺狼出沒的地方。
南宋建立之初，國土面積只有北宋時期的一半多點，人口也大幅度下降，但來自北方的軍事壓力卻絲毫未減。南宋爲了應對戰爭，常備正規軍平時大約保持在40萬人，戰事激烈時人數還要增加許多。在南宋民衆急需休養生息、恢復生產的情況下，如此龐大的軍隊無論從軍需供給還是人員補充上看，都是當時南宋民衆的沉重負擔。
再看稅收，南宋初期的國家財政收入平均在每年4500萬貫左右，其中1300萬貫左右用於皇室開支，2400萬貫左右用於在和平時期供養軍隊，其他所有開支只有七八百萬貫。而一旦戰事爆發，軍費會成倍激增。這多出來的費用，政府只會不停地用通貨膨脹和增加苛捐雜稅的方式轉嫁給民間。於是南宋一朝苛捐雜稅的科目之多、賦稅水平之高，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經常達到北宋時期的一倍左右。
可見，僅僅和平時期供養軍隊就已經讓南宋百姓力不從心了，而戰端一開，他們甚至連生存都成問題。因此，對於社會底層的窮人們而言，主要矛盾是吃飯問題而非民族矛盾，他們的意願只能是如姜夔在《揚州慢》中表述的那樣——“廢池喬木猶厭言兵”，只要北方政權不入侵，是絕對不願意打仗的，更不必提什麼北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