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廣東巡撫李士楨頒佈公告，招募“身家殷實”的商人從事對外貿易。李士楨沒想到的是這一公告在晚清催生出一位世界首富。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評選出了1000年來世界最富有的50個人，這位中國商人與比爾蓋茨同列，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1834年，他創造的財富多達1872萬兩，相當於現在的50億人民幣，當時清政府年財政收入不過4000萬兩。他不僅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最大債權人，還在美國投資鐵路、證券和保險業務，西方學者稱其爲“天下第一大富翁”。這位首富就是伍秉鑑。巨大的財富並未帶來好運，反而使他在蒙羞受辱中去世，令世人唏噓感嘆。
生逢其時 經營奇才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清政府宣佈僅保留廣州作爲對外通商港口。閉關鎖國政策的實施，促使十三行成爲對外出口茶葉、絲綢等商品的壟斷組織，同時，提供徵稅、接待、談判、採購、銷售等一條龍服務。十三行並非特指十三家洋行，“一口通商”實行之初，從事外貿的洋行多達26家，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商行銳減至4家，通常洋行數量維持在十家左右。
康熙初年，伍家先祖由福建定居廣州，經商維生。1783年，伍國瑩經營的“怡和行”，被官府指定爲十三行之一。1801年，32歲的伍秉鑑接手“怡和行”，苦練內功憋大招，後來與“同文行”和“廣利行”齊名，並且取代“同文行”成爲十三行的“總商”。
貿易順差 時代變革
清朝中期，中國在對外貿易中長期順差。《哈佛中國史》指出：“中國茶像野火一般在英國國內市場流行起來，從一個不爲人知的飲料，發展爲佔19世紀英國家庭平均收入5%的支出。”以東印度公司爲例，它年均從中國進口700萬元商品，一半由貨物償付，另一半由美洲白銀支付。
19世紀初，拉丁美洲獨立運動打壞了英國的白銀供應鏈。1805年後，東印度公司停止向廣州輸入白銀，允許散商充任的代理商與中國進行貿易，以此彌補日益增長的逆差。由於東印度公司佔據採購茶葉的壟斷地位，散商只能用糖、鋅等商品進行交易。
對於中國來言，儘管白銀是淨流入的，然而十三行始終處於週轉資金不足的困境。行商一方面需要先行墊付採購茶葉的貨款，他們只得以收取東印度公司預付款的方式，緩解資金壓力，另一方面行商爲了回籠資金，被迫接受東印度公司提供的進口商品，這些貨物在中國銷路不暢，進一步影響了行商的清償能力。
在購銷兩方面的擠壓下，行商對東印度公司愈加依賴。1771年到1839年間，破產的37家洋行中，有20家因資金鍊斷裂而破產。外貿形勢的嚴峻，無疑是伍秉鑑商途的拐點。
鴉片輸華 處境兩難
英國人急於彌補貿易赤字，決定用印度鴉片取代美洲白銀成爲輸華首選。按照當時的“保商”制度，官府一旦查實外商走私鴉片，爲其擔保的行商連同十三行要承擔連帶責任。1817年，官府查獲一艘由怡和行擔保的美國商船走私鴉片，伍秉鑑被迫繳納16萬兩罰銀，其他行商連帶被罰5000兩，罰金相當於鴉片價值的50倍。
鴉片利潤雖然豐厚，十三行卻避之不及。《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記載：“沒有一位廣州行商是與鴉片有關的，他們無論用什麼方式，都不願意做這件事。”隨着鴉片危害日漸顯現，清政府決心禁菸。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欽差大臣林則徐赴廣州禁菸，宣佈：“本大臣奉命來此查辦鴉片，法在必行。”
怡和行主業以茶葉爲主，和鴉片貿易沒有半毛錢關係。伍秉鑑此時陷入兩難境地，一方是朝廷高官，另一方是生意夥伴，一時難以抉擇。和英商保持的良好關係的伍秉鑑，受到林則徐的多次訓斥和懲誡，命他限期收繳鴉片。英商心存僥倖，裝鴉片的躉船在海上玩起了“躲貓貓”。伍家在限期內上繳了英商的1037箱鴉片，林則徐對此十分不滿，將伍秉鑑和兒子伍紹榮緝拿問罪。英商對此置若罔聞，依然保持強硬。
林則徐派兵封鎖了十三行，斷絕糧食和水源供應。伍秉鑑暗中爲被困英商送糧送水，這一行爲招致世人非議，給伍家戴上了“漢奸”罪名。伍秉鑑花費巨資捐來的三品頂戴，未能保護他的尊嚴，反而顏面盡失，斯文掃地。中英對鴉片貿易的矛盾，加速了伍秉鑑的衰落。
戰爭爆發 捐輸不斷
禁菸運動引發鴉片戰爭，伍秉鑑選擇了報效國家。怡和行組織其他行商捐銀10萬兩，修建了虎門炮臺，加強了廣州的防禦工事。1841年5月，靖逆將軍奕山作戰失利，損兵折將，英軍兵臨廣州城下，清政府被迫簽訂《廣州和約》乞降。
按和約規定，清軍退出廣州城60裏，在一週內交出600萬元賠款。十三行承擔了這筆鉅款的三分之一，其中伍秉鑑出資最多，計110萬元。次年，清軍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戰敗，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條約規定中國賠償英國2100萬銀元，計1470萬兩白銀。
當時清政府國庫存銀不足700萬兩。十三行再次承擔賠款的重任，伍秉鑑捐輸100萬元，行商公所認繳134萬元，其他行商攤派66萬元。鉅款贖城、賠款捐輸沒能爲伍秉鑑正名。社會動盪，揹負罵名，給了伍秉鑑沉重一擊。
五口通商 地位不保
事實證明，鴉片戰爭的戰敗是壓垮伍秉鑑的最後一根稻草。據《中英南京條約》規定，清政府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爲通商口岸，實行自由貿易。這一規定對十三行來說，無異於釜底抽薪。
伍秉鑑提出捐獻80%的財產，換取怡和行退出十三行，以便享受剩餘的20%財產，清政府拒絕了他的請求。他動用90萬銀元，讓四子伍元華接管怡和行，計劃安享晚年，即便如此，清政府仍要求他爲所有行商擔保。說到底，清政府將伍秉鑑作爲榨取錢財的工具。內外交困的時局，譭譽參半的聲譽，摧殘着伍秉鑑的身心健康。
1843年，憂憤交加的伍秉鑑溘然長逝。嶺南名士譚瑩爲其親撰墓誌銘：“庭榜玉詔，帝稱忠義之家;臣本布衣，身系興亡之局。”十三行在一場火災中付之一炬，大火熔燬白銀4000多萬兩，“洋銀熔入水溝，長至一二里”，“怡和行”也未能倖免。事實證明，有作爲，纔有地位。沒有強大的國家作後盾，人民就會失去尊嚴，即使是首富，也無法逃避世俗生態的約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