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清朝時曾在廣州十三行居住了20多年的美國商人亨特，在他的《廣州番鬼錄》一書中說：“伍浩官(伍秉鑑)究竟有多少錢，是大家常常辯論的題目。”“1834年，有一次，浩官對他的各種田產、房屋、店鋪、銀號及運往英美的貨物等財產估計了一下，共約2600萬元。”而在這個時期的美國，最富有的人資產也不過700萬元。美國學者馬士說，“在當時，伍氏的資產是一筆世界上最大的商業資財”。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商人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商業巨頭。2001年，伍秉鑑與洛克菲勒、比爾·蓋茨以及成吉思汗、和珅、宋子文等人一起，被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評爲上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
一向重農抑商的大清朝竟出了位“世界首富”，這位伍富翁是個什麼樣的人?
17世紀後期，廣州成了名副其實的“黃金口岸”。依託這個黃金口岸，手持官府賜予的壟斷外貿權，加之自身的努力經營，廣州十三行這個商人羣體迅速崛起，與兩淮鹽商、晉陝商人一起，被後人稱爲清代中國的三大商人集團。
伍秉鑑便是這“堆滿銀錢”的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員。1801年，他從父親手中繼承了十三行中的怡和行，開始了長達40餘年的外貿代理生涯。但是，行商的身份只是致富的機會而非發達的充分條件。
十三行首次被官府指定的外貿代理洋行有13家，此後，因貿易形勢的起伏而變動不定，最多時有26家，最少時只有4家，可見這個行當的風險之大。伍秉鑑走上十三行舞臺時，行商的領袖，即“總商”，是潘振承創辦的同文行。伍秉鑑的父親也是靠曾在潘家擔任賬房，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多有來往並在其扶植之下，才創辦了怡和行。伍秉鑑不但讓怡和行後來居上，取代潘氏成爲行商總商，更讓伍家的資產達到十三行的頂峯，這自有其獨到之處。
對於從事外貿代理業務的大清行商來說，全部的貿易機會都寄託在洋商身上，這裏充滿着激烈的行業競爭。而伍秉鑑首先做到的，就是“征服”了洋商。
當時，行商與外商的交易雖然數額巨大，但雙方的貿易經營全憑口頭約定，從不用書面契約。1805年，外國商號按照約定運到廣州一批棉花，貨到港後發現是陳貨，行商們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鑑卻收購了這批棉花，也因此虧了1萬多元。
有人因此認爲他“天生性格謙恭順從”，並以習慣思維揣度他面對洋商“膽小如鼠、懦弱無能”，但事實上，伍秉鑑卻憑藉這樣的做法廣結善緣，與許多洋商建立起私人的友誼，而且彼此信賴——這種相互信任在無契約基礎的貿易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尤爲關鍵的。
在西方人眼中，伍秉鑑“誠實、親切、細心、慷慨”。一位欠了伍秉鑑7.2萬銀元的美國波士頓商人，因爲經營不善無力償還債務，欠款在身，離家多年卻不能回國，伍秉鑑撕掉了借據，讓他放心地回國。其實，伍秉鑑在經營中是工於心計的，有記載說，他從存放在英商行號的百餘萬元期票中計算出的利息，與英商兌付時的數目不差分毫，這讓當時的外商極爲驚訝——這也是雙方相互信任的重要基礎。外商們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鑑看成最可靠的貿易對手，儘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費較高，但仍樂意與他交易。
在一些外商的日記、筆記中，伍秉鑑是個不苟言笑的人，熟悉他的外商都說他“一輩子只講過一句笑話”。不懂得幽默不要緊，伍秉鑑在外國人眼中仍然充滿人格魅力，“在誠實和博愛方面享有無可指摘的盛名”，被看做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賴的商業夥伴。當時與廣州貿易往來的重要客戶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公司大班在每年結束廣州的交易前往澳門暫住時，總是將庫款交給伍秉鑑經營，公司有時資金週轉不靈，還向伍家借貸。
伍秉鑑在擁有足夠財力後，很注重駕馭籠絡其他行商。1811年，伍秉鑑擔任英國公司羽紗銷售代理人，他將利潤按比例分給全體行商。
後來一位老行商劉德章因爲得罪英國公司失去了貿易份額，伍秉鑑又出面斡旋，使公司恢復了他的份額。另一位行商黎光遠因經營不力破產，按當時朝廷的規定，要被充軍伊犁，伍家便籌款捐助他在流放地的生活。從1811年到1819年，伍秉鑑向瀕臨破產的行商放債達200餘萬銀元，使多數資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於他。伍秉鑑就是這樣在洋行中恩威並施，影響力舉足輕重。直到十三行沒落，他一直擔當行商領袖，即十三行公行的總商。
